舅舅临终前送我一块破表，修表匠看后哭着说：你爷爷救过我全家！

舅舅走的那天下着雨，不大不小，像是天空在敷衍了事地完成任务。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只看见一张皱巴巴的床单和护士手里的黑色塑料袋。

“这是他的东西，”护士说，“你们再清点一下吧。”

塑料袋里没什么值钱物件：一部老式按键手机、一串钥匙、一包只抽了两根的红塔山，还有一块表。那表看起来像是从垃圾堆里捡出来的，表盘上的玻璃裂了一道，指针停在三点十七分，表带是褪了色的皮质，边缘磨得毛糙。

“这块表，”我妈抹着眼泪说，“是你爷爷的。”

我爷爷去世那年我才五岁，对他印象模糊得像蒙了层雾。我只记得他的烟斗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脖子，以及他总会从口袋里变出来给我的水果糖。

“他留着做什么？”我问。

“你舅舅这人，”我妈叹了口气，“认定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

我把表揣进兜里，感觉硌得慌。后来在太平间，看着舅舅那张消瘦得不像话的脸，我才想起来摸出表来放进他的衣兜，却被我妈拦住了。

“他让你拿着，”她说，眼里带着我看不懂的神色，“说是时候了。”

时候了？什么时候了？

舅舅这辈子活得糊涂。五十多年没成家，年轻时在县城一家国企干过，后来单位倒闭，他就回老家种地，住在我爷爷留下的老屋里。每逢过年，我们去看他，那屋子里永远是一股潮气和烟味混合的怪味，电视机上落了厚厚的灰。

他总是穿着同一件褪色的蓝衬衫，在乡下那些蜿蜒的小路上骑着摩托车穿行。镇上人提起他，都说”老杨家二儿子”，说完还会摇摇头。乡下人不说闲话，但那摇头的弧度里藏着一整段评价。

葬礼结束后，我在舅舅屋里翻出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几张发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年轻的舅舅，站在一台大机器旁边，穿着整齐的工装，脸上带着我从未见过的自豪神情。盒底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表修好，3000元。”字迹歪歪扭扭，纸角都磨烂了，像是被反复折叠打开过无数次。

3000元。我知道舅舅的退休金每月只有1600元，而且总是月中就花光了，剩下半个月就靠地里种的菜度日。

那块表就躺在我的抽屉里，安静得好像一个没说完的故事。直到上个月，我回老家收拾舅舅的房子准备出租，发现那盒子里还有张地址：江城市钟表修理店，老李。

江城离我住的城市有两小时高铁。周末，抱着好奇心，我带着那块表去了江城。

那是个夹在两栋高楼中间的老式商铺，门口挂着个褪色的招牌。推开门，一串风铃声响起，柜台后坐着个谢顶的老人，低头摆弄着一堆细小的零件。

“您好，我想修这块表。”我把表递过去。

老人抬起头，眯着眼看了我一眼，又看表。

“能修，”他伸手接过，声音像砂纸摩擦，“坏了有段时间了吧？”

“我舅舅过世了，这是他留给我的。”

老人动作一顿，重新打量了一下那块表，然后戴上一副老花镜，拧开了表的后盖。

“这不是一般的表，”他说，“是瑞士产的古董怀表，后来改装的表带。内部机芯——”他突然哽住了，“这是哪来的？”

“我舅舅的。他姓杨。”

老人猛地抬头，眼睛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光。

“你是老杨家的人？你爷爷是不是杨树林？”

我点头，有些惊讶。

老人的手突然抖了起来，眼里泛起泪光。他放下表，扶着桌子缓缓站起身。我这才注意到他左腿略微有些跛。

“你爷爷救过我全家的命。”他哽咽着说。

老李姓李，今年七十八岁。他说，那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年。他们一家住在灾区边缘的小镇上，房子在余震中坍塌，他的妻子和五岁的儿子被埋在废墟下。

“那时候没有救援队，”老李擦了擦眼角，“是你爷爷带着几个人，徒手挖了三个小时，把我妻子和儿子救出来的。”

他从柜台下拿出一个旧相册，翻到中间的一页。照片上是一群疲惫不堪的人，站在废墟前。我一眼就认出了站在中间的爷爷，虽然他比我记忆中年轻许多，但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和倔强的嘴角，和我脑海中的影像重合了。

“你爷爷当时是来我们镇上出差的，他自己的手都磨烂了。”老李指着照片上爷爷缠着绷带的手，“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要救素不相识的我们，他说做人不就该这样吗？”

“那这块表……”

“这表是我送他的，家传的。他不肯要，我硬塞给他的。”老李转过身，从墙上取下一个木框，里面是一张发黄的欠条，“这是你爷爷写的，说他拿了我的表，欠我三万元，等他有钱了就还。”

我愣住了。三万元，在那个年代几乎是一笔巨款。

“但我根本没想要钱，那表值不了那么多，”老李继续说，“可你爷爷非说欠了就是欠了。后来他……”

老李顿了顿，似乎在整理思绪。

“后来他得了病，花光了所有积蓄。你舅舅，就是你说的杨二，来找过我，说要把表卖了还钱。我不肯收，他就说先放我这修，等有钱了再来拿。”

老李的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下来：“这一放，就是三十多年。他每隔几年就来看一次，问表修好没有，我说好了，他就问多少钱，我说三千，他就点点头说下次一定拿钱来。”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舅舅那个从不正经工作、被全村人当笑话的糊涂蛋，竟然背负着这样的执念。

“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我问。

“去年冬天，”老李的声音低了下去，“他看起来很不好，说他生病了，但表一定要修好，等他好了就来取。”

“舅舅得了肝癌，”我说，“他什么都没告诉家里人。”

老李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里屋，拿出一个红木盒子。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里面躺着一块几乎一模一样的表，但比舅舅那块保养得好得多。

“这是我自己的那块，和你爷爷那块是一对。日内瓦限量款，全球只有五十对。”老李抚摸着表面，“我一直想把它送给你舅舅，但他每次来都只问他的表修好没有，从来不肯多说一句话。”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舅舅并非执着于那块表本身，而是执着于兑现爷爷的承诺。在他混沌的人生里，这或许是唯一一件他认定必须完成的事情。

“修表要多少钱？”我问。

“不用钱，”老李摇头，“这么多年了，我早就把它修好了，只是你舅舅——”

他哽咽了一下，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这是你舅舅的钱，”他说，“每次来，他都会放一点在我这里，说是订金。我从来没动过，都在这里。”

信封里是一沓皱巴巴的钞票，有五十的，有一百的，甚至还有几张一元的。我数了数，一共两千八百七十三元。

差一百二十七元。

“最后一次来，他说钱快凑够了，”老李擦了擦眼睛，“说他这辈子没做成什么事，就这一件，一定要做好。”

我眼前浮现出舅舅消瘦的身影，想象他拖着病体，骑着那辆破摩托，在乡间小路上颠簸，来到这家小店，递上攒了大半辈子的钱，只为了一个他可能都不记得为什么要履行的承诺。

“我来补上剩下的钱，”我说，掏出钱包。

“不用，”老李叹了口气，轻轻合上表盖，“这表没坏，从来没坏过。”

我愣住了。

“你爷爷的表好得很，”老李说，“我只是没告诉你舅舅。我想等他把钱凑够了，再告诉他真相，告诉他这表值多少钱，告诉他你爷爷救了我全家……”

老李停下来，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可惜我等不到了，”他抚摸着表面，“你拿回去吧，它原本就是你们家的。”

“它值多少钱？”我问。

“现在？”老李笑了，露出几颗发黄的牙，“拍卖会上能卖到五十万以上。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你爷爷的，也是你舅舅用半辈子想要赎回的东西。”

回家的高铁上，我一直盯着那块表。塑料袋里还有一样东西——舅舅的手机。我试着开机，电量惊人地还有20%。里面只有几个联系人：我妈，镇医院，还有一个标注为”表”的号码，想必就是老李的。

通话记录里最后一条是拨给我妈的，时长2分17秒，就在他去世前一天。短信箱里只有运营商的通知，和一条草稿，收件人是”表”：

“表快修好了，还有120块钱。等我好起来，一定拿钱来取。”

日期是他住院前一周。

舅舅的葬礼很简单，来的人不多，除了亲戚就是几个乡邻。没有人发表长篇悼词，没有人谈论他的丰功伟绩，因为似乎没什么可说的。村里人提起他，只会说”老杨家那个不成器的二儿子”。

但现在我知道，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有一个普通人用尽一生，只为完成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承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令人羡慕的财富，甚至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他只有一块表，和一个执念。

我回到老家，站在舅舅的坟前。那天阳光很好，田野里油菜花开得正盛。我把那块表放在墓碑前，对着黄土说：“舅舅，表修好了，一分钱不要。老李说，爷爷救过他全家。”

风吹过麦田，发出沙沙的响声，像是某种回应。

回城前，我又去了一趟舅舅的老屋。屋里还是那股熟悉的味道：烟味、霉味和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像是岁月凝固在了这方小小的空间里。

客厅的桌上放着一个日历，还停留在去年二月。下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潦草地写着：

“今年要把表赎回来。”

我打开冰箱，里面只有半瓶酱油和一小碟发干的咸菜。厨房水池边上是一个破旧的暖水壶，电源线用胶带缠了又缠。窗台上放着几个花盆，里面的植物早已枯萎，但土壤却是湿润的，像是被人刚刚浇过水。

屋后的菜地里，春天的蔬菜已经发芽，整齐地排列着：小白菜、萝卜、豆角……每一垄都用小木牌标注着名称，字迹歪歪扭扭，却认真工整。一个生命离去了，但他种下的种子还在继续生长。

我在菜地边蹲下来，突然发现土里埋着一个生锈的铁盒。挖出来打开，里面是一沓零零散散的钱：有几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更多的是五十、二十，甚至还有一些硬币。我一张张数过去，正好是一百二十七元。

那是缺口的最后一部分。

我把钱重新放回盒子，埋进土里。有些债，不是用来还的，而是用来记住的。

晚上我梦见舅舅和爷爷。梦里他们站在一片金黄的麦田中，舅舅还是我记忆中那个骑着破摩托车的中年人，而爷爷却年轻得像照片上的样子。他们相对而立，爷爷拍了拍舅舅的肩膀，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进了田野深处。舅舅就那么站着，目送爷爷远去，直到身影消失在地平线上。

然后他转过头，朝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平日的窘迫和落寞，而是一种释然和宁静。

我醒来时，发现枕边不知何时多了一张照片，是舅舅年轻时的样子，站在那个工厂门口，阳光灿烂。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好好活着，别像我。”

那个周末，我又去了一趟江城。老李看见我，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我来还钱，”我说，放下一百二十七元，“这是舅舅埋在菜园里的。”

老李愣了一下，然后慢慢地笑了，笑容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绽开，像冬日里破土而出的春笋。

“你爷爷当年说过，他和老杨家的人，都是一根筋，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做到。”老李小心地接过钱，又从柜台下拿出一个盒子，“这是给你的。”

盒子里是一块崭新的表，样式和我舅舅那块一模一样，但没有任何磨损。

“这是我儿子做的，”老李说，“他现在在瑞士学制表，这是他的作品，送给你。”

“为什么？”我问。

“因为生命是圆的，”老李说，“你爷爷和舅舅的事，不该就这么结束。我儿子当年能活下来，能有今天，都是因为你爷爷。这表，就当是我们家的心意。”

回家的路上，我戴上了那块新表。表盘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秒针一格一格地向前走，滴答滴答，像是某种生命的脉动。

我想起舅舅临终前对我妈说的话：“表的事，让娃儿知道。时候到了。”

现在我明白了，他说的不只是那块表，而是关于责任、承诺和坚持的故事。在这个浮躁的世界里，有人花了一生去完成一个简单的承诺，即使没人记得，即使显得愚蠢，但他依然义无反顾。

我看着表上的时间：三点十七分。和舅舅那块停止的表指向同一时刻。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秘密：有些表走到尽头，有些表继续前行，但它们指向的，永远是同一个瞬间——我们与自己和解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