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弟给女朋友转了10万块钱，顺藤摸瓜，最后我和凤凰男老公离婚了

＂我只知道弟弟转了十万，怎么就牵出这么大的事儿？＂我盯着眼前的离婚协议书，手指微微发抖。

1992年的春天，窗外的杨柳刚刚吐出嫩绿的新芽，我在县里的家纺厂当会计已经七年了。

那年，我三十二岁，儿子上小学二年级，坐在发黄的课桌前写那些歪歪扭扭的钢笔字。

日子过得像流水一样平淡，一天和前一天几乎没什么两样。

早上六点起床，煤球炉上烧水，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联播，为一家人做好早饭。

谁能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周末，会彻底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我从小在县城长大，住在一排平房里，院子里种着几棵石榴树，夏天开满红艳艳的花。

父亲是中学教师，总是背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戴着一副老旧的近视眼镜，在黑板上写下一行行整齐的粉笔字。

母亲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总是穿着朴素的确良衬衫，脸上的笑容比柜台上的商品还要亮。

家里条件不算富裕，但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安稳的，至少我们从不为粮票发愁。

我比弟弟阿强大六岁，从小就像半个母亲一样照顾他，帮他系鞋带，擦掉嘴角的饭粒。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宽裕，父母忙着工作，邻里间的孩子都是互相照应。

我省下的零花钱都给弟弟买小人书和冰糖葫芦，看着他脸蛋红扑扑地啃着糖葫芦，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记得有一次，他发高烧，我背着他在雨中跑了半个县城去找医生，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责任的重量。

弟弟阿强比我聪明，小小年纪就会修收音机，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电子工程。

在那个＂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这可是出人头地的好路子，全院子的邻居都来我家道贺，父亲破例喝了两杯白酒，醉醺醺的脸上满是骄傲。

毕业后他留在省城，进了一家刚起步的电子厂，每次写信回家都说厂里的前景多么好，发展多么快。

那会儿国企改革，下海经商的人多了起来，报纸上全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弟弟也跟着时代的浪潮在奋斗。

我的丈夫张建国比我大两岁，当年在县建筑公司上班时认识的，他总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骑着二八自行车来家纺厂接我下班。

他是农村出来的，靠自己考上了中专，手上常年带着茧子，笑起来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那时候，我们约会就是沿着县城的小河边散步，看露天电影，一起啃一根冰棍儿，就觉得幸福得不得了。

他凭着手艺和聪明劲儿当上了技术骨干，每到年终评先进，他的名字总榜上有名。

我们结婚后，他对我和儿子很好，也尊敬我父母，春节时总是提前买好年货，帮父亲贴春联，陪母亲看电视连续剧。

但他总有一种上进心，好像要证明什么似的，也许是因为他农村出身，总觉得要比别人努力一倍才行。

我们住的是单位分的两居室，家具都是结婚时的老式红木，电视是刚买的14寸彩电，在四邻八舍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那个周末，我像往常一样去集市买菜，挎着竹篮子，手里攥着几张皱巴巴的钞票。

春日的阳光洒在街道上，小贩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新鲜的豆芽菜喽＂＂大葱大蒜便宜卖＂，市场里人挤人，热闹非凡。

我正挑选着青菜，准备做儿子爱吃的青菜豆腐汤，身后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姐！＂

我回头一看，是弟弟阿强，差点没认出来。

他穿着件崭新的藏蓝色夹克衫，头发修剪得干净利落，脖子上还挂着一条金属链子，一看就是城里人的打扮。

＂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去车站接你。＂我惊喜地放下手中的菜，一把抱住了弟弟。

他个头窜得比我还高了，身上有一股我不熟悉的古龙水味道，在集市的鱼腥和菜香中显得格外突兀。

＂临时决定的，想给你个惊喜。＂阿强接过我手里的菜篮子，笑得像个大男孩。

回家的路上，他说起了省城的新鲜事，说那边的高楼一栋接一栋地冒出来，马路也宽了许多，出租车满街跑，夜里霓虹灯闪烁，＂白天和黑夜一个样，比咱们这个县城热闹多了＂。

我听着，心里有些羡慕，又为弟弟感到高兴，他终于飞出了我们这个小县城，去看更广阔的天空。

到家后，建国正好也在，他刚从单位回来，身上还带着水泥和木材的味道。

他见到阿强很是热情，拉着他问这问那，特别关心他在省城的收入和发展，＂现在厂里一个月能拿多少？有没有奖金？＂问得特别仔细。

我在厨房里忙活，把早上剩的咸鸭蛋切成小块，蒸了一条从集市买来的鲫鱼，又炒了几个家常小菜。

晚饭时，我和建国都喝了点二锅头，杯子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

阿强却只是浅尝辄止，显得心不在焉，筷子在碗里拨来拨去，那条鲫鱼都快被他戳烂了也没吃几口。

＂阿强，有什么心事吗？＂我敏锐地察觉到弟弟的异常，母亲的直觉告诉我，他这次回来不简单。

阿强放下筷子，犹豫了一会儿，用手指敲了敲桌面，终于开口：＂姐，我谈女朋友了。＂

＂那是好事啊！什么时候带回来给姐看看？是不是省城的姑娘？＂我笑着说，端起酒杯和建国碰了一下，顺便给阿强倒满了一杯。

＂她叫林小雨，在服装厂当设计师，挺有才华的。＂阿强脸上泛起幸福的红晕，一口气把杯中的酒喝完，＂我想和她结婚，但是...＂

＂但是什么？＂建国放下筷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阿强，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关注弟弟的事情。

＂她家条件比较好，父母对男方要求高。＂阿强低头看着酒杯，手指在杯沿上来回摩擦，发出轻微的声音，＂我存款不多，怕拿不出像样的彩礼。＂

我和建国对视一眼，他眼中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光芒。

在我们这个年代，婚姻还带着很重的经济色彩，特别是对农村出身的男孩子来说，娶媳妇不仅要有房有车（虽然这年头私家车还少），更要有一笔可观的彩礼，这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需要多少钱？姐帮你。＂我毫不犹豫地说，阿强是我看着长大的，他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

＂至少十万吧。＂阿强声音很低，像蚊子嗡嗡，但足以让我们听清楚。

＂十万！＂我和建国同时惊叫出声，这可是我们几年的积蓄啊！

厂里一个月就那么几百块钱，我们省吃俭用才有了些积蓄，还要负担儿子的学费和日常开销。

＂阿强，你才工作两年，十万不是小数目。＂建国皱了皱眉头，眉间的沟壑更深了，＂那姑娘家里是做什么的？要这么多彩礼？＂

＂她爸是服装厂的厂长，妈妈在百货大楼当科长。＂阿强说这话时眼睛不敢看我们，像做错事的孩子。

晚上，窗外的月光洒在床单上，我和建国躺在被窝里，谈起这件事。

春夜的凉意渗透进来，老式的暖气片早已停了，我们紧挨着取暖。

＂十万太多了，咱们拿不出来。＂建国说，声音里带着疲惫，＂阿强这孩子太实诚，那姑娘家要是真爱他，哪会在乎这些？＂

我叹了口气，想起小时候阿强生病，我背着他去医院的情景：＂但这是阿强的终身大事啊。＂

我转过身，看着昏暗中建国的侧脸，额头上的皱纹在月光下格外明显，＂咱们能帮就帮吧。＂

建国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翻身坐起，打开床头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他疲惫的脸。

＂我前段时间接了个私活，手头有些钱。＂他的声音压得很低，生怕隔壁听见，＂再加上咱们的存款，凑个五六万应该没问题。＂

我有些惊讶，建国从没跟我提过什么私活。

我们一向是有事同商量，收入也都放在一个盒子里共同支配。

但为了弟弟，我没多问，只是心里有了一丝不安的预感。

第二天一早，窗外的喇叭播放着早操音乐，我去银行把存折里的三万八取了出来，掰开一看，都是用了好几年的旧钞票，有些还带着淡淡的霉味。

建国也拿出两万多，那些钱看起来很新，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起，没有一点褶皱。

我们把钱交给阿强时，他眼圈都红了，像小时候得到心爱玩具那样激动。

＂姐，姐夫，我一定会还的。＂阿强紧紧握着我的手，声音哽咽。

＂傻孩子，咱们是一家人，什么还不还的。＂我拍拍他的肩膀，就像小时候他考了第一名我安慰他一样，＂缺的部分你自己想办法，别跟那姑娘家扯太多彩礼的事，真心才重要。＂

阿强走后，我发现建国变得沉默寡言，总是心不在焉的样子。

晚上他加班回来得晚，身上有浓重的烟味和酒气，有时连饭都不吃就睡了。

周末也总是说有事外出，早出晚归，衣服上有时会沾上一些不明来历的污渍。

我忙着工厂的年终结算，天天对着一大堆账本和票据，也没太在意，只当他是最近工作压力大。

有天晚上，他回来得特别晚，我已经睡了，被他开门的声音惊醒。

他蹑手蹑脚地进来，我假装还在睡，透过眼缝看见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放进了衣柜最里层的盒子里。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但又不忍心直接问他，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过了两个月，春天的雨渐渐少了，天气开始变热，阿强打来电话，声音里透着兴奋。

他说订婚的事定下来了，但他女朋友父母坚持要见我们一面。

我和建国请了假，坐了五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去了省城。

那是一辆老旧的东风客车，座椅上的皮都磨破了，路上颠簸得厉害，让人腰酸背痛。

阿强在汽车站接我们，他变得更精神了，身上的衣服明显比上次见面时更加时髦，头发也染成了微微的棕色。

他带我们穿过一条条陌生的街道，路过了许多正在建设中的高楼，工地上起重机轰隆作响，尘土飞扬。

路过一家装修豪华的银行时，建国突然说要办点事，让我们先去。

他的神色有些慌张，额头上冒出细密的汗珠，我有些纳闷，但也没多想。

林小雨的父母在饭店订了个包间，装修得金碧辉煌的，墙上挂着山水画，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

在我们小县城，能去饭店吃饭已经是很阔气的事了，更别说这种高档场所。

一见面，我就感到那种说不出的距离感，好像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

林厂长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苟地梳在脑后，说话带着官腔；他太太珠光宝气，手上的金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耳坠直晃悠，每动一下都刺得我眼睛生疼。

饭桌上，谈话几乎全是关于房子、车子和存款的问题。

服务员端上来的菜我叫不上名字，只觉得颜色怪异，味道腥香。

林厂长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谈恋爱的年轻人多了，我们只有小雨一个女儿，不能让她吃苦。＂

他用牙签剔着牙，眼睛在我和建国身上扫来扫去，仿佛在打量什么商品，＂阿强条件是不错，但要结婚，总得有个像样的房子吧？＂

我笑着圆场：＂阿强年轻有为，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我端起茶杯，掩饰自己的尴尬，茶叶在杯中沉浮，好像我此刻忐忑的心情。

林太太优雅地用餐巾擦了擦嘴角：＂我们也不是势利眼，但现在社会变化快，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啊。＂

她说这话时，眼睛盯着我的衣服，那是家纺厂发的工作服，已经洗得发白了，在这样的场合显得格格不入。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为了弟弟的幸福，还是尽量表现得礼貌，不时点头附和。

饭后，建国去结账，竟然掏出一大叠百元大钞，厚厚的一沓，崭新的钞票在灯光下闪着刺眼的光。

我有些惊讶，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现金，这可不像是我们平常能拿出来的钱。

＂是我朋友借的，＂路上我问起这事，建国解释道，＂吃顿饭而已，总不能让人家瞧不起咱。＂

他的语气有些生硬，眼神飘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这不像往常的他。

回宾馆的路上，风吹乱了我的头发，也吹散了我的思绪，我隐约感到不对劲，但没再追问，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次日，阿强带林小雨来见我们。

小雨确实漂亮，一头乌黑的长发，穿着时髦的连衣裙，胸前别着一枚精致的胸针，说话轻声细语，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像我们这些带着方言口音的。

她看阿强的眼神却让我有些不安，不是我记忆中年轻人相爱时的那种炽热，更像是一种挑剔和评估。

但我没说什么，只当是自己多心，也许城里人谈恋爱就是这样的吧。

回县城的路上，长途汽车颠簸着，车窗外的风景不停地后退。

建国突然说：＂咱们再给阿强凑点钱吧，他真需要买房子。＂

＂咱们已经帮了很多了，家里还有儿子要养，再说你哪来那么多钱？＂我转头看着他，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脸上，勾勒出深深的法令纹。

我突然发现他瘦了好多，两鬓也悄悄爬上了白发，这些变化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我竟然没有注意到。

建国不再说话，望向车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眼神空洞得让我心疼。

回到县城后，生活又回到了往常的轨道，我上班，做饭，辅导儿子功课。

建国偶尔加班，偶尔和同事喝酒，一切看似正常，但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

尤其是当我试图谈起阿强和他女朋友时，建国总是转移话题，或者突然有事要处理。

直到一个月后的周末，我正在家里给儿子辅导功课，＂这道题要先通分再计算，明白吗？＂

门铃突然响了，尖锐的声音划破了午后的平静。

开门一看，是建国单位的王师傅，他脸上的表情让我心里一紧。

＂嫂子，建国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他满脸尴尬，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还有一个脏兮兮的手指印。

＂他最近工作忙，可能要出差一阵子。＂王师傅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出差？去哪里？单位有什么项目吗？＂我感到一阵不安，建国从没提过要出差的事。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王师傅眼神闪烁，＂建国最近在厂里请了不少假，说是有私事要处理。＂

送走王师傅，我赶紧打开纸条，上面匆匆写着几句话：＂我去外地做项目，短期内不回来，别担心。儿子的学费我已经打到存折上了。＂

字迹潦草，和平时他工整的笔迹大不相同，看起来像是在匆忙中写下的。

我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忙把儿子安顿好，让他自己看书，然后开始翻找建国的东西。

打开衣柜，他常穿的那件蓝色工作服不见了，抽屉里的剃须刀也不在了。

翻开他的抽屉，发现里面的文件和常用物品都不见了，只留下一些不重要的杂物。

我又检查了存折，上面确实多了五百块钱，应该是儿子下学期的学费，可我们的共同账户只剩下几百块钱，其他的钱都不见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像是被人狠狠地揪了一把。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了建国的单位。

厂区的大门上贴着＂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标语，门卫老李认识我，挥挥手就让我进去了。

建国的领导告诉我，他已经请了长假，说是有私人急事。

＂有多长时间？＂我问，声音在空旷的办公室里显得特别清晰。

＂起码一个月吧，他的工作都安排给别人了。＂领导看我的眼神有些奇怪，＂你们夫妻之间没有沟通好吗？＂

同事们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只知道他最近总是心事重重，经常一个人发呆。

回家路上，我走过那条熟悉的小河，河边的柳树已经长出了密密的绿叶，曾经我们在这里约会，谈论未来，那时一切是多么美好啊。

刚到家，电话铃声就响了起来，是阿强打来的。

＂姐，林家同意我们结婚了！＂他兴奋地说，声音里充满了喜悦，＂姐夫已经再次借给我四万元买房子的首付，这下我可以在省城买房结婚了！＂

＂什么？建国又给你钱了？＂我惊讶地问，手紧紧握着话筒，手心渗出汗来。

＂是啊，他前天来省城，说是来谈业务，顺便把钱送来了。＂阿强声音里充满感激，＂姐，我真的很感谢你们，没有你们，我可能会失去小雨。＂

＂阿强，建国现在还在省城吗？＂我急切地问。

＂不在了，他说办完事就回县城了，你们没见面吗？＂阿强有些疑惑。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四万块，建国哪来的四万块？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他现在到底在哪里？

放下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无助。

窗外的树影婆娑，阳光透过叶子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邻居家的收音机传来京剧的声音，一切都那么平常，却又那么陌生。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个侦探一样寻找建国的踪迹。

我去了他常去的地方，联系了他的朋友，甚至去了邻近的城市打听。

电话打了一个又一个，问了一遍又一遍，但建国就像人间蒸发一样，没有任何线索。

父亲知道后，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人，遇到困难就想逃避，哪有这样解决问题的？＂

母亲更是担心：＂他会不会有什么危险？要不要报警？＂

我摇摇头，直觉告诉我，建国不是那种会出事的人，他一定有自己的打算，只是不愿告诉我罢了。

一个星期后，我正收拾衣服，在建国的旧衣服口袋里发现了一张银行的名片，上面写着＂个人贷款＂几个字，还有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

名片已经被捏得有些发皱，看来建国常常拿出来看。

我立刻去了那家银行，询问是否有建国的贷款记录。

柜台的姑娘敲击着键盘，片刻后递给我一张纸：＂张建国确实在这里办理了一笔十万元的个人贷款，以你们的房产证作为抵押。＂

我如遭雷击，手中的纸条都快捏烂了。

建国从未告诉我这件事，而且贷款时间正好是我们去省城前。

＂贷款日期是什么时候？＂我声音发抖地问。

＂就在两个月前，＂姑娘翻看着记录，＂贷款期限是三年，月息是8分。＂

我迅速计算了一下，这样算下来，每个月光利息就要六百多，加上本金，每月要还三千多，几乎是我们两个人工资的总和。

这十万元，加上我们给阿强的五六万，正好和阿强提到的彩礼金额吻合。

我忽然明白了建国的失踪。

他借了高利贷，无力偿还，只能躲起来。

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算是为了帮弟弟，也不至于瞒着我啊。

回家路上，风吹得我睁不开眼，泪水模糊了视线，我不知道是风的缘故，还是心里的苦楚。

我决定亲自去省城找阿强问个清楚。

星期天，我带着一颗忐忑的心，再次踏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当我来到阿强给的地址，站在他家楼下时，我愣住了。

这不是一般的住宅区，而是新建的高档小区，大门口有保安值守，院子里还有喷泉和雕塑。

单元门口停着一辆崭新的桑塔纳轿车，车身擦得锃亮，在阳光下闪着光。

在九十年代初，拥有私家车的人可不多见，就算是县里的领导，也不过是单位的公车代步。

阿强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他哪来的钱买车？各种疑问在我脑海中盘旋。

管理处的保安指引我找到了阿强的房子，按响门铃后，阿强开了门，看到我很惊讶：＂姐，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

他穿着一件真丝睡衣，脚上是双皮拖鞋，和我上次见到的阿强判若两人。

＂姐夫呢？他怎么没和你一起来？＂阿强往我身后张望，似乎在找建国。

＂你姐夫失踪了，已经好几天了。＂我走进屋内，环顾四周，家具都是崭新的，客厅里还放着一台大彩电，是我在县城里从未见过的牌子。

＂失踪？怎么会？＂阿强一脸震惊，但我总觉得他的反应有些刻意。

＂阿强，建国真的又给了你四万块钱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阿强点点头：＂是啊，姐夫还说不用着急还。＂他的眼神有些闪烁，＂姐，姐夫人真好。＂

＂那十万块彩礼，你是不是都给了林家？＂我追问道，眼睛直视着他，不放过任何一丝表情变化。

阿强的脸色变了变：＂姐，这个......＂他支支吾吾，像是在想说辞。

这时，门开了，林小雨走了进来，她穿着一件粉色的家居服，头发湿漉漉的，好像刚洗过。

看到我，她有些局促：＂阿姨好。＂

＂小雨，我想问你，你父母真的要十万彩礼吗？＂我直接问道，不再拐弯抹角。

林小雨惊讶地看着阿强：＂什么彩礼？我爸妈从来没提过这事啊。他们只说要阿强有稳定工作，能照顾我就行。＂

阿强脸色煞白，像是被人揭穿了什么把柄，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那新买的轿车和这套房子，钱是从哪来的？＂我的声音冷下来，从未对弟弟用过这种语气。

＂姐，我...我......＂阿强眼神躲闪，＂我在炒股，赚了一点。＂

＂炒股？＂我冷笑一声，＂那怎么不早说？建国给你的钱呢？＂

阿强被我逼得走投无路，终于承认：＂我...我拿去投资股票了，本来想翻倍再还给你们的，谁知道最近行情不好......＂

那一刻，真相终于浮出水面。阿强根本没有用那些钱作彩礼，而是用来投资股票和购买轿车。他利用我们的感情，编造了一个谎言。而建国，则因为贷款无力偿还，不得不躲债。

＂阿强，你怎么能这样？＂林小雨也震惊了，＂你骗你姐和姐夫？＂

＂我不是有意的，＂阿强急忙解释，＂我只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想给你买车买房，想让你父母看得起我......＂

我伤心欲绝，连夜返回县城。

回到家，发现门口站着两个陌生男人，一高一矮，高个子穿着皮夹克，矮个子留着平头，眼神阴鸷。

＂请问是张建国的妻子吗？＂高个子问道。

我点点头，心头一紧。

＂你丈夫欠我们十二万，利息已经滚了两万。要么现在还钱，要么我们只能采取其他方式了。＂男人声音冷漠，像一把刀架在我脖子上。

＂我不知道这件事，能不能给我些时间？＂我努力保持平静，声音却不受控制地发抖。

矮个子冷笑：＂时间就是金钱，每拖一天，利息就多一分。＂他的目光扫过我身后的房门，好像在打量这个家值多少钱。

＂我会想办法的，请给我一周时间。＂我咬着牙说。

男人扔给我一张纸条：＂这是电话，七天后，我要见到钱，否则后果自负。＂

他们离开后，我瘫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泪水模糊了视线。

夜色深沉，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我彻夜未眠，盯着天花板发呆，一幕幕往事在脑海中闪回。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去找了父母，把事情原委告诉他们。

他们家的老座钟滴答作响，墙上挂着我们全家的合影，看起来多么幸福啊，谁能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

父亲气得胡子直翘：＂这阿强，太不像话了！建国也是，怎么能借高利贷呢？＂

母亲拿出了积蓄，还有父亲的一些退休金，总共凑了五万多：＂闺女，先拿去应急，其他的再想办法。＂

看着父母布满皱纹的脸和泛白的头发，我心如刀绞，他们辛苦了一辈子，退休金本该安享晚年，现在却要为我们的事操心。

我回到家纺厂，犹豫再三，最终鼓起勇气去了厂长办公室。

厂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实人，见我进来，摘下老花镜：＂会计同志有什么事吗？＂

＂厂长，我家里有急事，能不能借三万块钱？＂我低着头，声音几乎听不见，＂我会用未来两年的奖金抵扣。＂

厂长沉默了片刻，拍了拍我的肩膀：＂你是个好同志，工作这么多年，从没出过差错。我不问你要钱做什么，但希望你遇到困难能挺住。＂

他痛快地签了借条，又从抽屉里拿出一千块：＂这是我个人的，拿去应急。＂

我含着泪接过钱，深深鞠了一躬，没有言语，只有满心的感激。

回家的路上，秋风吹得树叶沙沙作响，我想起建国曾经说过，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现在那个曾经和我同舟共济的人，去了哪里？

就在这时，我在小区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建国！他消瘦了许多，胡子拉碴，衣服皱巴巴的，眼睛布满血丝，完全没有了往日的精神面貌。

＂对不起，我不该瞒着你。＂他站在路灯下，声音嘶哑得不像话。

＂你去哪了？我找你找得好苦！＂我又气又心疼，眼泪奔涌而出。

＂我去外地打工了，想多赚点钱还债。＂建国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我知道阿强撒谎了，但他是你弟弟，我不忍心拆穿。＂

他深吸一口气，继续说：＂我想证明自己能行，能给你们更好的生活。我在股市赌了一把，想翻本，结果全赔了。＂

原来，建国早就发现阿强的谎言，但他没有告诉我，一方面是不想让我为难，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虚荣心作祟。

他既想满足我帮助弟弟的心愿，又想通过投资股票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证明自己不比城里人差。

结果赔光了钱，又借了高利贷，最终陷入绝境。

那天晚上，我和建国坐在简陋的饭桌前，面对面，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隔阂。

桌上只有几个简单的家常菜，却比当初在高档饭店吃的大餐更让人感到温暖。

＂你知道吗，我最担心的不是钱，而是你。＂我给建国夹了块红烧肉，这是他最爱吃的，＂我怕你出事，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建国的眼睛红了：＂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我太自私了，只想着自己的面子，没考虑到你和儿子。＂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们勉强凑齐了钱，还清了债务，但生活陷入困境。

工资的大部分都要用来还银行贷款，剩下的只够勉强维持日常开销。

更让我心痛的是，阿强知道真相后，非但没有歉意，反而责怪我们多管闲事，破坏了他和林小雨的关系。

＂我本来可以翻倍赚回来的，结果你们这一闹，小雨爸妈知道了，他们现在看不起我，小雨也变了......＂

后来，我从邻居那里听说，林小雨知道阿强欺骗家人的事后，与他分手了。

真是可笑，阿强为了虚荣心，不惜欺骗最亲的人，最终失去的不仅是金钱，还有爱情和亲情。

建国变得沉默寡言，我们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

他总是自责，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有时半夜起来抽烟，站在阳台上发呆，看着远处的星星，一根接一根地点燃。

虽然我已经原谅了他，但他无法原谅自己。

有一天，我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火车票，目的地是南方的一个城市。

我没说什么，只是静静地把票放回原处，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又酸又涩。

半年后的一个雨夜，建国提出离婚。

窗外雨声淅沥，屋内灯光昏黄，我们站在彼此对面，就像当初结婚时一样，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心情。

＂我配不上你，给你和儿子带来了这么多麻烦。＂他的声音低沉，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我想我们分开对大家都好。＂

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自信满满的男人，如今却满脸沧桑，眼角的皱纹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我们之间的感情，就像那张离婚协议书一样，已经破碎不堪。

＂我不怪你，真的不怪你。＂我轻声说，手指攥紧了衣角，＂但如果你决定要走，我不会拦你。＂

我们就这样，在经历了七年的婚姻后，画上了句号。

1993年秋天，我和建国正式离婚。

他去了南方的城市，据说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了技术员，后来我听说他手艺好，慢慢做出了名声。

我带着儿子，继续在县城生活，父母帮忙照看儿子，我加班加点工作，接了很多零活，慢慢还清了债务。

阿强后来也联系过我，说他后悔当初的所作所为，想来看我和爸妈。

我没拒绝，但有些伤害，一旦造成，就再也无法弥补。

我们的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那种亲密无间的状态，就像打碎的镜子，即使重新拼起来，也会有无数道裂痕。

一个冬天的晚上，儿子已经上初中了，他突然问我：＂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说：＂他很忙，工作很重要。＂

＂爸爸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儿子的声音里带着伤感。

＂不是的，他很爱你，只是有些事情，大人也很难处理好。＂我轻轻抚摸着儿子的头发，他已经长得很高了，眉眼越来越像他父亲。

十年后的一个冬日，雪花纷飞，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方的信。

是建国写来的，信封上的字迹依然清晰有力，像是从未离开过一样熟悉。

他说这些年一直在关注我和儿子，默默地寄了些钱回来，但都不敢署名，怕我不收。

信中说，现在他的生意有了起色，自己开了一家小建筑公司，想回来看看我们。

他还提到，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再婚，心里装的还是我们这个家。

我站在飘雪的窗前，看着信纸上熟悉的字迹，泪水模糊了双眼。

那些年我们经历的风风雨雨，那些因为爱与责任而做出的选择，那些因为谎言而破碎的信任，都化作了岁月的痕迹，刻在我们的生命里。

或许有些误解，需要时间去澄清；有些伤痕，需要岁月去抚平；有些感情，即使经历风雨，也不会完全消逝。

我拿起笔，在回信中写道：＂时间已经证明了很多事情。也许我们都需要原谅自己，放下过去，重新开始。儿子很想你，我也是。＂

窗外，雪花纷纷扬扬，覆盖了庭院里的足迹。

我知道，无论未来如何，那段伤痛的记忆，那份深刻的领悟，都将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财富。

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旅途，有欢笑，有泪水，有相聚，也有别离。

但只要我们心怀善良和真诚，总会找到回家的路。

院子里，几个孩子在堆雪人，欢声笑语传进屋内，我想起了我和建国初识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也是充满希望，以为爱情可以战胜一切困难。

现在我明白了，爱情本身不是终点，而是一段需要共同经营的旅程。

伸手抚平信纸的褶皱，窗外的雪依然在下，但我的心却不再寒冷。

也许这个冬天，会有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