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三年，每月拿着不足3000退休金，若不继续打工，无法生活

＂不出去卖双层被套了？＂老伴嚼着馒头，话音平淡得像清早窗缝透进的一丝风。

我放下手中的搪瓷杯，杯底的茶叶在微微泛黄的水中轻轻摇晃，就像我此刻摇摆不定的心情。

1992年的秋天，我正式从纺织厂退休，那时才50岁出头。

人生如同一列缓缓驶入站台的列车，我以为终于可以喘口气，却不知道这只是一段旅程的结束，另一段征途的开始。

我叫陈春晖，是个普通的纺织女工，在南方这座不大不小的城市里，我和老伴张国栋生活了大半辈子。

国栋在机械厂干了三十年，比我早两年退下来，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是他从车间里带出来的纪念品。

我们有个儿子张鹏，大学毕业后在市里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娶了媳妇小梅，给我们添了个小孙子，一家人生活倒也平顺。

九十年代初的退休金并不多，我每月只有两千七百多，国栋也就三千出头，加起来不到六千元。

日子能过，但总觉得紧巴巴的，特别是儿子结婚时，我俩几乎掏空了积蓄给他们付了首付。

那天，我翻开存折，数字让我愣了半天，退休三年了，存款不增反减。

物价却一年比一年高，尤其是菜市场，一斤青菜的价钱赶上了当年的半天工资，肉价更是让人直咂舌。

＂你说这日子啊，怎么越过越费钱了？＂我叹着气对国栋说，手里摆弄着那本老旧的布面存折。

国栋放下手中的《人民日报》，摘下老花镜，镜腿在他耳后留下浅浅的印痕：＂春晖，咱们也该动动了。＂

＂动什么？＂我停下了缝补衣服的手，针线在半空中悬着。

＂出去干点活儿啊，不然这退休金，哪够花的？＂国栋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我想起厂里几个同龄退休工人，王大姐在商场当导购，李师傅去修鞋铺帮忙，还有刘婶子摆了小摊卖油条豆浆。

＂我能干什么呢？＂我自言自语道，望向窗外那棵老榕树，它的枝叶依旧茂盛，尽管已经度过了数十个春秋。

就在那天晚上，邻居周阿姨敲开了我家的门，她一进门就把大衣脱了，屋里暖气烘得人脸颊发红。

她手里提着一个双层被套，是那种开了拉链，中间可以塞棉被的，花色鲜艳，一看就是批发市场的新货。

＂春晖，看看这个，我从五里亭批发市场进的货，挺好卖的。＂周阿姨眼睛亮闪闪的，头发还留着八十年代流行的卷曲发型。

＂婆婆妈妈们都爱这个，天一冷，卖得可俏了，要不咱俩合伙干？你不是纺织厂出来的嘛，看货的眼光准。＂

我摸着那被套的布料，挺括又柔软，缝线也匀称，想着自己在厂里做了三十年的纺织品检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多少钱一套进货？＂我问，手指摩挲着被套上的暗纹，心里已经开始盘算。

＂二十五，卖四十，一天卖个十来套，就有一百多的利润，比你在家看电视强多了。＂周阿姨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

国栋在一旁听着，嘴角微微上扬，眼睛里闪烁着赞同的光芒。

就这样，我开始了退休后的＂第二职业＂——在批发市场周边叫卖双层被套。

刚开始真不习惯，从来没做过买卖的人，突然要扯着嗓子喊价钱，那种不自在劲儿，就像穿了别人的鞋子走路。

好在市场人来人往，大家都在忙着生计，也没人盯着我看，不像当年在厂里，操作失误就会被师傅当众批评。

＂双层被套啊，保暖又舒服，不用每年换被罩！＂我喊得嗓子冒烟，声音混在嘈杂的市场声中，像一粒沙子落入大海。

第一天只卖出去三套，扣除进货成本，赚了四十五块钱，手里捏着这些皱巴巴的纸币，有些硬币的边缘还泛着铜锈的气味。

回到家，我把钱压在茶几下的存折旁边，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老旧的沙发在我坐下时发出咯吱的响声。

＂才这么点？＂国栋问，手中的烟灰在烟灰缸里积累，像是我们日渐消逝的时光。

＂人家都是老客户，不认生人。＂我揉着发酸的腿，那双曾经走过工厂车间无数个来回的腿，如今在市场上站了一天，竟然比当年还要疲惫。

＂再说我也不会做生意，哪像那些老江湖，三言两语就把人忽悠得晕头转向。＂

国栋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明天我和你一起去。＂

＂你？你去干嘛？＂我抬头看他，惊讶于他眼中的坚定。

＂我扛货，你卖。＂国栋说得理所当然，仿佛我们又回到了厂里搭档干活的日子，那时他总是在午休时把自己的茶水分我一半。

第二天，国栋真的跟我一起去了市场，他穿着那件褪了色的蓝棉袄，背着大包货，站在我身后不远处，像一棵默默守护的老树。

每当我卖出一套，他就会从包里取出新的补上，动作麻利得像是干了一辈子。

市场上的风穿堂而过，带着一股冷飕飕的寒意，但我卖得更起劲了，脸上的笑容比身上的棉衣还要暖和。

傍晚时分，十五套被套全部售罄，老伴的眼里闪烁着胜利的喜悦，那是一种我很久没在他眼中看到的光芒。

＂今天赚了两百二十五，比昨天好多了。＂我数着钱，眼里有了笑意，这些纸币在寒风中微微颤抖，就像我们重获新生的希望。

＂这钱比退休金来得踏实。＂国栋笑着说，脸上的皱纹堆积成一座小山，那是岁月给他留下的印记。

日子就这样转了个弯，像那些被套一样，有了双层保障，我和国栋每天早出晚归，风雨无阻。

清晨的市场还带着前夜的寒气，地上的水洼倒映着初升的阳光，挑担的小贩，推车的农民，都在这片天地间寻找各自的生计。

不管天气多冷，只要一开嗓，喊上几嗓子，浑身就暖和起来，就像当年在厂里开早会，领导一讲话，大家伙儿精神就来了。

有天儿子张鹏来家里，他开着刚买不久的桑塔纳，车身锃亮，一看就是精心保养过的。

他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摆着的账本和一堆批发市场的小票，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地记着每天的收支，边角已经被翻卷得有些发旧。

＂妈，你们这是干嘛呢？＂他拿起一张小票，上面写着＂双层被套25元/套＂，字迹因为雨水滴落而有些模糊。

＂没什么，就是出去卖点小东西。＂我不太想让儿子知道我们的窘迫，随手把账本合上，塞进了抽屉里。

张鹏皱起眉头，他的眉间已经有了淡淡的纹路，虽然才三十出头：＂你们退休了还出去摆摊？这多辛苦啊！＂

＂再说，我每个月不是都给你们寄钱吗？你们也不缺那点钱用吧？＂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和心疼。

国栋从厨房端出刚洗好的水果，那是早上从市场上顺道买回来的，比平常贵了两毛钱：＂小鹏，人总得有点事做。＂

＂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动一动，你妈在家呆久了就犯膝盖疼，医生不是说要多活动嘛。＂国栋的谎言说得很是自然。

张鹏摇摇头，似乎看穿了父亲的托词：＂你们年纪大了，该歇着了，保重身体要紧。＂

＂我们好着呢！＂我笑着说，把话题转向了孙子的学习情况，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

儿子走后，国栋坐在那张我们结婚时买的老木椅上，椅背上的雕花已经被岁月磨平，看着我欲言又止。

＂怎么了？＂我问，手里摆弄着那本刚才藏起来的账本，纸页已经被捏得起了毛边。

＂春晖，你说咱们这样瞒着孩子，对吗？＂国栋的声音低沉，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叹了口气，望向窗外，邻居家的孩子正在院子里踢毽子，欢笑声穿透玻璃窗传进来：＂他们小两口刚成家，每月还要还房贷，哪有余钱？＂

＂再说了，做父母的，不就是为了孩子吗？＂我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睛有些湿润，却不想在老伴面前流露出来。

国栋点点头，不再说什么，只是轻轻握住我的手，那双因常年操作机器而长满老茧的手，此刻显得格外温暖。

转眼到了冬天，北风卷着枯叶在街头打着旋儿，市场上的人少了许多，连吆喝声都被寒风吹散了大半。

双层被套虽然是应季产品，但批发市场的摊主越来越多，有些是下岗工人，有些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竞争变得激烈。

有时候一整天只能卖出三四套，收入锐减，不少小贩索性回家过年去了，市场冷清得像被遗忘的角落。

一天下午，天阴沉沉的，乌云压得人喘不过气，寒风刮得人直打哆嗦，如同当年厂里的大风扇，只不过这风里没了机油的味道，却多了刺骨的寒意。

我和国栋正准备收摊，忽然看见不远处来了几个穿制服的城管，他们的制服在灰暗的天色下显得格外醒目。

＂快收，快收！＂周围的摊贩纷纷收起货物，如同受惊的鸟群，仓皇而逃。

我和国栋手忙脚乱地往包里塞被套，因为紧张，一堆花色各异的被套洒了一地，像是被风吹散的彩色纸片。

可还是晚了一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城管走到我们跟前，帽檐下的眼睛冷冰冰的：＂这里不允许摆摊，请收拾东西离开。＂

＂同志，我们马上就走。＂国栋陪着笑脸说，弯腰去捡地上散落的被套，腰间盘突出的老毛病让他的动作显得异常吃力。

另一个城管翻看着我们的被套，手上的动作不算粗鲁，但也谈不上温柔：＂这些是从哪来的？有营业执照吗？＂

我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头一次觉得自己如此无助，想起了当年厂长训话时那种如坐针毡的感觉。

＂没有执照就是无证经营，得没收货物。＂年轻城管说着就要拿我们的东西，声音平静得像在宣读一份公告。

国栋拦住他，那双曾经操作过无数机械的手此刻有些颤抖：＂同志，我们就是两个退休老工人，出来卖点东西补贴家用。＂

＂这批货是我们的全部本钱啊，您行行好。＂国栋的声音里带着恳求，那是我从未在他身上听到过的语气。

＂规定就是规定。＂城管态度强硬，脸上没有表情，如同冬日里的一块冰。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爸！妈！＂

我抬头一看，是张鹏！他穿着笔挺的西装，像一阵风般大步走了过来，皮鞋在潮湿的地面上留下清晰的脚印。

＂什么情况？＂他问道，眼睛在我们和城管之间扫视，如同一台探测仪。

年轻城管看见张鹏的打扮，态度缓和了些，也许是那身西装和散发着成功气息的发型起了作用：＂这是你父母？＂

＂他们在这里无证经营。＂城管的语气依然公事公办，但已经没有了先前的咄咄逼人。

张鹏看了看我们的被套，脸上闪过一丝震惊，随即恢复平静，那是他在商场上练就的本领：＂两位同志，不好意思，我爸妈刚退休，不太懂这些规矩。＂

＂以后不会再来摆摊了，今天能不能通融一下？＂他的声音温和但有力，如同他小时候向我们保证会考好成绩时一样。

两个城管对视一眼，从那眼神里我读出了一丝松动，终于点了点头：＂行，看在你的面子上，这次就算了。＂

＂但必须立刻收拾东西离开，别让我们再看见你们在这摆摊。＂他们的语气缓和下来，如同融化的冰。

张鹏帮我们收好剩下的被套，动作熟练得像是经常帮我们做这些事，尽管事实上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一言不发地将我们送回了家，一路上，出租车窗外的路灯如同拉长的光线，拖曳着我们沉默的心情。

一进门，他就忍不住了，像是堤坝决口，情绪一泻千里：＂爸，妈，你们怎么沦落到去摆地摊了？＂

＂为什么不跟我说？＂他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是我很少从这个倔强的孩子身上听到的语气。

＂是不是钱不够用？你们应该开口啊！我是你们的儿子啊！＂张鹏的声音里带着责备，更多的是心疼。

＂没那回事，就是闲不住。＂国栋嘴硬道，像极了当年厂里评先进，他明明做得最好，却说自己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我叹了口气，从橱柜最下层拿出那本记账的小本子，封面已经起了毛边，里面的笔迹有深有浅：＂小鹏，实话跟你说吧。＂

＂我们退休金加起来不到六千，房子年初漏水装修欠了点债，又给你们付了首付，还有你爸的腰病时不时要去医院复查，这日子是真紧巴巴的。＂我的声音平静，如同在叙述别人的故事。

＂况且你刚成家，公司也不是一帆风顺，之前不是才裁员了吗？我们哪好意思跟你要钱？＂我的话像是一把锁，打开了儿子记忆的闸门。

张鹏翻看着小本子，眼睛渐渐湿润：＂这上面记的都是什么啊？＂

＂＇今日利润：七十五元＇，＇雨天，无收入＇，＇国栋感冒，我一人去，卖了两套＇……＂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如同风中的烛火。

＂＇买了小鹏喜欢的酱牛肉，三十五元＇，＇给小宝买了新毛衣，六十元＇……＂他停下来，喉结上下滚动，仿佛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

他放下本子，握住我的手，那双手已经不再是当年我送他上学时牵着的小手，而是一双宽厚有力的成年人的手：＂妈，你们为什么要这样？＂

＂我们不想给你们添负担。＂我说，眼里含着泪，却不想让它们流下来，就像当年厂里开大会，心里难过却不能表现出来一样。

＂你们小两口刚开始，也不容易，我们这把年纪了，还能折腾折腾。＂我的声音低沉而坚定。

＂可我不是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吗？公司去年还给我升职了！＂张鹏激动地说，声音里带着愧疚和自责，如同当年他考试没考好时那样。

＂以后你们的生活费我来负责，不要再去摆摊了，明白吗？＂他的语气不容置疑，那是他从我这个固执的母亲那里继承的特质。

我看着儿子坚定的眼神，那里面有我年轻时的影子，突然感到一阵心酸。

曾几何时，他还是那个需要我照顾的小男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问＂妈，有什么好吃的＂，现在却要反过来照顾我们了。

＂妈，我有个提议。＂张鹏沉思片刻后说，语气缓和下来，如同春风拂过冬日的枯枝。

＂我和小梅商量过了，我们准备把你们接到我们那边住，房子有三室两厅，够住。＂他的声音充满期待，像是在谈论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样你们也能帮忙看看小宝，省了请保姆的钱。＂他补充道，似乎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台阶下。

国栋摇摇头，那固执的样子像极了当年拒绝调职的模样：＂那怎么行？你们小两口刚成家，哪有和老人住一起的？＂

＂小两口过日子，清清静静的最好，太多人反而不自在。＂他的语气坚定，却藏不住眼中的动摇。

＂爸，现在不是讲究养儿防老吗？你们把我养这么大，现在该我尽孝了。＂张鹏态度坚决，那股执拗劲儿像极了年轻时的国栋。

＂再说了，我和小梅白天都上班，小宝送托儿所也不放心，有你们帮忙照顾，我们也安心。＂他的声音真诚，如同清澈的山泉。

我和国栋对视一眼，眼中都有犹豫，那是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期待又担忧。

＂先不急着答应，我们再考虑考虑。＂我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围裙的一角，那是我紧张时的习惯动作。

当晚，国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月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如同撒下一层霜雪。

＂春晖，你说咱们去小鹏那儿住好不好？＂他的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低沉。

我望着窗外的月光，那轮明月如同一个沉默的见证者，目睹了我们这些年的起起落落：＂我倒是不担心和儿媳妇处不好，小梅是个懂事的姑娘。＂

＂就是怕给他们添麻烦，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我们这把年纪了，再去适应恐怕不容易。＂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迟疑。

＂那咱们就真的不做事了？＂国栋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甘，那是一个男人对家庭责任的坚持。

＂又不是非得摆地摊。＂我灵机一动，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我在厂里做了那么多年检验，手艺还在。＂

＂听说现在有些服装店需要做些简单的缝纫修改，咱们可以去问问，不用风吹日晒，也不用担心城管来捣乱。＂我的声音渐渐有了底气。

国栋眼睛一亮，如同看到了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对啊！我还会修点小家电，收音机电视机的毛病，我都能修。＂

＂说不定也能派上用场，咱们不能光靠孩子，自己有点事做才踏实。＂他的语气坚定，如同当年在厂里接受任务时那样。

第二天，张鹏又来了，带着媳妇小梅和三岁的小孙子，小梅穿着一件得体的羊毛大衣，手上的指甲修剪得整齐干净。

＂爸，妈，我们是认真的。＂小梅真诚地说，声音清脆如同山涧的溪水，＂您二老住过来，对我们都好。＂

＂小宝最近总念叨想爷爷奶奶了，昨天还拿着您照片问我，奶奶什么时候来做好吃的。＂她的话语直戳我的心窝。

小孙子扑到我怀里，肉嘟嘟的小手拍着我的脸：＂奶奶，我想你！想吃你做的红烧肉！＂

这一声＂奶奶＂叫得我心都化了，他身上有着和他父亲小时候一样的奶香味，混合着阳光的气息。

我看了看国栋，他脸上的皱纹在阳光下如同一幅地图，记录着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他冲我点点头，眼中是我熟悉的决心。

＂好吧，我们搬过去。不过有个条件。＂我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坚持。

＂什么条件您说。＂张鹏急忙道，神情像极了小时候讨糖吃时的样子。

＂我和你爸还想找点事做，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充实生活。你得支持我们。＂我的语气不容置疑，那是作为母亲的最后倔强。

张鹏迟疑了一下，眉头微皱，但很快舒展开来：＂只要不是那种太辛苦的活儿，我没意见。＂

＂妈，您的针线活那么好，可以做点手工活儿啊，爸的手艺也不赖，修修小家电什么的，挺好的。＂他的理解来得如此自然，让我心里一暖。

就这样，我和国栋搬到了儿子家，那是一套位于城区的商品房，电梯直达，不像我们原来的老房子，爬楼梯总要歇上几口气。

小梅很会照顾人，每天变着花样给我们做饭，从不让我们动手，但我闲不住，总是帮着择菜洗碗，有时候给她指点几句厨艺，她也乐呵呵地听着。

小孙子更是成了我们的开心果，每天都有新鲜事让我们乐不可支，他的童言稚语如同春风，吹散了我们心中的阴霾。

通过小梅的介绍，我在她朋友开的服装店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负责一些简单的缝补和修改。

店里的年轻姑娘们都叫我＂陈奶奶＂，有时候会向我请教生活上的困惑，我则把自己年轻时的经历讲给她们听，那些在纺织厂的日子，那些带着青春气息的故事。

国栋则在社区里开了个小修理铺，专修小家电，那些被现代人遗忘的老物件，收音机、老式电视机、录音机，在他手中重获新生。

邻居们都说他有＂绝活＂，慢慢地有了些回头客，虽然收入不多，但足够我们的零花钱，也不会太过劳累。

有天，一个和我们年纪相仿的老太太带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来找国栋修理，那是她丈夫留下的唯一纪念，里面存着他们年轻时的录音。

国栋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终于修好了那台收音机，当老太太听到丈夫年轻时的声音从收音机里传出来时，老泪纵横。

她紧紧握住国栋的手说：＂谢谢你，让我又听到了他的声音。＂

国栋回家后告诉我这件事，眼中满是喜悦：＂春晖，你看，咱们还是有用的，还能帮到别人。＂

我点点头，心中涌起一股暖流，那是一种被需要的幸福感，是退休后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一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餐桌前，小梅做了一桌丰盛的菜，还特意买了瓶红酒，那酒瓶在灯光下闪烁着诱人的光芒。

＂爸，妈，今天是你们来我们家三个月的日子，我们庆祝一下。＂张鹏举起酒杯，眼中闪烁着真诚的光芒。

＂谢谢你们这么多年的付出，没有你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他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是儿子对父母最真挚的感情。

小梅也笑着说：＂是啊，有了爸妈帮忙，我工作都轻松多了，小宝在幼儿园的表现也比以前好，老师都夸他懂事了。＂

＂那是，跟着爷爷奶奶能不懂事吗？＂国栋笑着说，眼角的鱼尾纹舒展开来，如同绽放的花朵。

我看着这一家人，小孙子乖巧地坐在儿童椅上，儿子和媳妇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老伴眼中闪烁着满足的光芒，突然感到一阵温暖。

也许，我们这一代人，习惯了吃苦耐劳，习惯了为孩子付出一切，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但在岁月的长河中，付出与回报终会形成一个圆满的循环，就像那被套一样，外层保护着内层，内层温暖着外层，互相依存，相得益彰。

国栋举起酒杯：＂来，为咱们这个家干杯！＂

我们的杯子在半空中相碰，发出清脆的声响，如同生命交响乐中最美妙的音符。

窗外，夕阳的余晖洒在我们身上，像一层温暖的金纱，院子里的梧桐树叶子已经泛黄，秋风吹过，带走几片落叶，却留下无尽的思绪。

我和国栋相视一笑，在这黄昏时刻，我们的春天，或许才刚刚开始。

人到暮年，依然可以拥有尊严和价值，就像那双层被套一样，外面的岁月花纹虽已斑驳，里面的温暖却可以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我轻轻握住老伴的手，这双曾经扛起家庭重担的手，如今依然温暖有力，春晖虽黄昏，却依然温暖如初，照耀着我们平凡而珍贵的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