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故事：我的婚姻，经历朋友们的再三插足之后

一、生变

我和董彬的婚姻，就像一床82年生产的国民床单，拉拉扯扯、缝缝补补，还能再用几年。万万没想到，2019年的冬天还没来，我和董彬维持了十年的婚姻抢先迎来了凛冬：在董彬大力出奇迹之下，被迅速地撕开了一个豁口。

豁口就算补好了，睡在上面也找不到从前平整顺滑的感觉，只会膈应人。怎么办，离婚呗。

打定了主意，我收拾起自己的东西，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秉持着中华五千年所倡行的家丑不外露的优良传统，我和董彬私下独自消化着当前的局势。虽然双方没有继续开战，同样也没能进入到谈判阶段，如同4月的俄乌战争，对峙、观望。总之，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

正当我踌躇感叹婚姻前路莫测时，却突然迎来了转折：友军打着维和的名义步步逼近！

二、坚决

在我提出离婚后的两个月的一天晚上，最好的两个朋友带着他们的家属出现在我家楼下，准备以一场酒局化解我和董彬之间的矛盾。

我心有抵触，找了个借口拖延了出现的时间；只有董彬，本就失意，酒虫又上脑，汲拉着一双拖鞋就奔着大排档而去。

果不其然，二两酒下肚，几个月的“委屈”喷薄而出，抱着刘艺的手臂，满脸哀容地央求她们一定劝我不要再提离婚，多为儿子考虑。

刘艺和韩晴对视一眼，没有答应也没有说不：“你们这次到底因为什么事，闹到了这般地步？”

我和他们两人相交多年，也清楚我并不是无事生非的性子，婚姻能走到这步，想必中间肯定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还不是因为她妈妈七十岁大寿我没去，她回家找我一阵地发作，还要带着儿子出走。我一时忍不住，当着儿子的面给了她一耳光。你们看看，也不是什么大事不是？再说打了之后我马上就后悔了，可她根本不听我的道歉，非要离婚！”憋了一肚子的不服，此时终于能够一吐为快了。

看来满脸络腮胡不会增加男人的风度，只会增加脸皮的厚度。

“当然，我也知道打人不对。我上次打她的时候，她不也没事吗？也没说要离婚。这次怎么就矫情起来了？我知道你们是她最好的朋友，一定要多劝劝她。我保证，我保证以后再不会动她一根手指头！”

董彬一身酒意，也不顾忌场合，举着三根指头就要对天发誓言，嘴里还不停地反复念叨着“绝对不会再打她了，肯定不会再打她了”！

不过显然这次他表错了情。

人以群分，我和刘艺、韩晴能成为好友，在对待某些事情的看法上肯定有相同之处，比如家暴。

果不其然。当我满脸平静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两人对我的遭遇义愤填膺，恨不得在董彬身上替我找补回来：“我们还以为只是一般夫妻间的口角，没想到他竟然还敢动手打你。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多劝你，看你自己的想法吧。如果你觉得这日子还能过下去，我们今天就给你们当把梯子，搭一个台阶。如果你还是执意要离婚，我们就做你的后盾！”

还以为要大费口舌来说服他们，一路上我还在心里打了一个草稿，哪知他们会说出这番话？我一下子轻松了不少：“这样的事情我已经经历了两次了，也算够了，再执迷不悟，把自己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说，还让他有恃无恐。如果孩子学习到父亲的暴力，或是我的软弱，那更是无法挽回的结果。 ”

这是我当下最坚定的想法，没有动摇的余地。

刘艺和韩晴见我如此坚决，拍了拍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加油的手势。

那天的劝说持续到十点才收场，第二天一早，我的手机一开机，一下子涌入了十几条刘艺发来的语音信息。

董彬果真是一个既当又立的人。一边希望我们能重归于好，一边又不遗余力地在朋友面前踩踏我：“杜孟这人太自私，丁点都不为儿子着想；又特别的负能量，只会揪着我打她的事反复闹腾，一点容人之心都没有；情商也低，一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你看看我们这事闹得这么久了，有哪个朋友来劝过她一句？她为人处世真的太差了！”

再一杯酒下去，他又开始抱怨起我的家人来：“为了不离婚，我还专门给她姐姐打了电话。她姐姐对我劈头盖脑一顿骂，我一句嘴没还，算是够男人了吧？她姐姐骂我就算了，她妈妈也跟着骂我。她妈妈凭什么骂我？她帮我们家里做过什么？帮我们带过一天孩子，还是给了几十万嫁妆？我不服气，当场就回了她一句：你还记不记得，当初可是杜孟非得嫁给我！这句话一出，她妈妈顿时说不出话来了！我一个大男人，被两个婆娘这样怼着骂，我还要不要面子！”

最后一条信息，不是语音，是八个文字：早点离婚，远离渣男！

我漫不经心地笑了笑。橱窗里的高跟鞋在灯光的映衬下，红的底更红，透亮的水晶更亮，令每个女人心驰神往。可只有真正穿在脚上，才知道并不是每双漂亮的高跟鞋都适合你，你最爱的那双或许就正好是最咯脚的一双。

我和董彬的婚姻就是那双看上去很美、却又咯脚的鞋。

三、根由

董彬是市里的大院子弟，大我十三岁，曾有过一段婚姻。作家的身份赋予长年走南闯北的经历，确实见识不凡，再加上又很会聊天，吧唧吧唧的张开嘴，就能讨女生的欢心。我，文艺青年、一个33岁的母胎solo就败在他的这张嘴下。

2009年，34岁的我和47岁的董彬47岁，在认识半年后，因为意外怀孕而匆匆忙忙地结了婚。

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在外人眼里，我和董彬相敬如宾又相互体贴，是人人称羡的模范夫妻。可事实上只有我自己知道，婚姻这座围城，我有无数次想冲出来的念头：我们之间存在着太多本质上的分歧。

比如在对家人的态度上。

我是从贫困山区走出来的大学生，就职于一所三甲的公立医院，又曾去了全国顶尖医科大学攻读研究生。这些在外人看来光鲜无比的履历，却被董彬弃如敝履。在他的意识里，我的出生环境决定了我的一生，是无法被改变的。

连带着，我的家人也从没入过他的眼。结婚十年，他与我家人的见面次数屈指可数，甚至从来没有主动叫过我父母一声“爸妈”。就算在路上碰到，董彬也会把头转到一旁，如同陌生人。

我也曾愤怒，质问董彬：“你既然看不起我，当时为什么又要和我在一起呢？”

董彬云淡风轻地回道：“我们的年龄相符，你的工作又稳定。我是二婚，考虑得当然要实际些。”

又比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

我坚信孩子是鸡出来的，孩子三岁时，我教他看书识字，五岁时，开始参加兴趣班；董彬正好相反，认为孩子应该玩好，学习是留在上小学以后的事。

我坚信孩子是需要从小用心以待，敦敦教诲的；董彬则相信黄荆条子出好人，戒尺都被他打折了好几根。

在消费观上，我们的分歧更大。

我对物质的要求不高，但也不能最低，我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而董彬追求的是绝对低价。不管是在超市还是商场，同一样东西，最后选择的一定是货架上价格最低的那款；

我不奢豪，也称得上节约；而董彬的节约近乎于葛朗台。一件毛衣穿了七八年，肩上破了洞也不会丢掉，也舍不得拿出去缝补；一份剩菜吃了七八天也舍不得倒掉。

当然，也有朋友因董彬的破衣服责怪过我：“你怎么当人家老婆的？那衣服破成这样了，还舍不得给人家买一件新的？”

面对这样的关心，我只能一笑而过，因为他们不知道，我和董彬从结婚那天起，就约定好以后在生活中要AA制。

结婚伊始，我也舍得为他花钱，买衣服买鞋子，可反倒惹来董彬的不满：“都说了是AA制，你给我买这些，那不是要我也给你买？”

从来以后，我再没有主动给他买过东西，当然他也不会主动给我花钱，就连我生病，住院和护工的费用都是我自己付。

婚姻过了五六年，我学会把钱死死地捏在自己手中，纵使他的衣服再破、鞋子再烂，也不要想从我拿出一分钱花在他身上。

所有所有的问题拆开来看，都是微不足道的、不值一提的，但凑在一起，加上时间效应，一粒粒的灰也能堆积出一座山。

鸡毛蒜皮的事引起我们不断地争吵，争吵后的积怨演化成了那些灰，灰多了，山就出现了，而山的坍塌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

我仍然还能清楚地回忆起我第一次被他打的场景。

那是2015年的事了。起源于我想辞退家中的保姆，董彬不愿意，我们因此发生了争吵。

起初只是斗嘴，可他突然变得很暴躁，脸红脖子粗，像头困兽似的冲到我面前，使出全身力气给了我一耳光，又朝着我身上继续捶打。

在我晕过去前，我看了他最后一眼，他目光中没有丝毫的感情，是狰狞和凶残。

等我醒过来时，已经躺在床上了，他胡子拉碴地守在床边，握着我的手。我太害怕了，急忙将手从他手里挣脱出来。

董彬跪在地上，不停地求我原谅：“对不起，我没想要打你的，我只是控制不住了。你放心，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动你一根手指头！”

那一年，儿子6岁，为了他，我忍下了这口气。

不过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只要看着董彬严肃起来，我心里就惊恐不已。

这几年，诚如董彬自己所承诺的，他确实没有再向我动过手，我渐渐放松了对他的警惕，可没想到，4年之后，他心底的恶魔终于还是又出现了。

因为妈妈过生日的事，我们起了争执。

随着争吵越来越激烈，声音越来越大，他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整张脸变得扭曲，脸色铁青。

我一下子住了口，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两步。可已经来不及了，他突然抡起拳头重重地打在我的右脸上，接着，左脸又生生地挨了一拳。“啪啪”两声脆响落地，我的脸一片乌青，肿得比馒头还大。

我绝望地慢慢蹲了下去，头埋在两腿之间，背后传来“哇”的一声哭声，将我迷散的神智拉扯了回来：儿子的脸出现在门缝里。

他亲眼目睹了他父亲的残忍和暴虐、我的不堪和耻辱！

四、缓和

第一次的劝说无疾而终，我和董彬的事却传开了，成了朋友间的热议话题。甚至这一群人因为我们该不该离婚形成了两派意见，性别的不同成了两派最天然的区分特征。

男性朋友认为董彬不是有家庭暴力的人，打我只是一时情急之下的举动，事后又道了歉，说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是有悔改的意愿的，可以被原谅；

女性朋友的认识截然相反，她们认为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之分，董彬的两次动手充分证明了这句话，那谁又能保证他下一次不会再动手呢？何况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性格偏激自卑或暴力，对爱情视若洪水猛兽，哪一个母亲愿意看见孩子变成这样？所以为了自己和孩子，这婚也必须得离！

争论喧嚣尘上，唯独避开了我。

我天天按时上班、下班，空余的时间要么健身，要么陪孩子，偶尔得空会想一想这段感情该如何收场。

距离我提出离婚已经三个月的时间了，起初坚定，随着时间的冲蚀，我的态度好像也没有当初那般执著了，但要说重新回到婚姻当中也谈不上。

只是单纯地觉得，分居的状态、各自忙碌互不打扰，也是很好的相处模式。

如果离不了婚，我情愿就这样过下去。

天不遂人愿，第二波友军在我意料之外到来了。

五、转变

2020年2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带着孩子参加朋友间的聚会。

晚餐过后，我独自坐在沙发上看书，正入迷时，韩晴跑过来小心翼翼地问我：“可不可以叫董彬一起来喝酒？”

这些是我和董彬共同的朋友，原来董彬也经常和他们一起喝酒。

尽管我和董彬的关系变了，但也不能因为和我的矛盾，隔离了他和朋友的感情，这是我答应的原因。

可韩晴的邀请并非无的放矢，她想借这场酒局重新撮合我们，这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显然，我误解了韩晴的意思，韩晴也理解错了我的心思。

不过这是我和董彬面对面、被三方质询时才反应过来的。

茶舍里，三张沙发呈U字型摆放，我和董彬相向而坐，朋友们坐在中间。

这一幕，让我感觉法庭审判，我和董彬分别是原告和被告，朋友们是法官，心里很不舒服。

朋友A挺直背，清了一下嗓了后开口对我俩说道：“吵了这么久了，你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分还是合？你们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来，有什么误会我们再来解决嘛。”

董彬看了我一眼，满腹委屈地说道：“我肯定是不想离婚的，可你们看她的态度，油盐不进，我道了歉、认了错，她根本不接受！”

朋友B帮腔道：“我建议你们各退一步，也不是多大的事。这样吧，杜孟你就原谅董彬这一次，给他一个机会；董彬呢，你这脾性以后也要改改，男子汉大丈夫的，老婆说两句不是应该的吗？”

董彬马上感受到了舆论的风向，他心领神会、当着众人大声说道：“以后我绝不会再对杜孟动手，当着朋友们的面，我向你保证！”

董彬的保证出了口，我没点头又没摇头，反倒成了众矢之的了，一时间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赤裸裸的众目睽睽让我极不舒服，我总觉得这些目光里带着责备，而责备就来源于我不够世故圆滑！

如炬的目光让我有些心烦意乱，也让我退无可退。

我抬起头，面无表情地说道：“大家为我们的事操这么多的心，我心怀感激。可这毕竟是我和董彬的家事，就由我们自己解决就好，大家没必要费心。”

我的话说得不客气，拒绝得毫不留情，朋友们个个一脸悻悻，一副出力不讨好的怨憎。

那天晚上躺在床上，我打定主意必须马上离婚，既让董彬断了念想，也让朋友们断了撮合的念头！

六、生病

一周后，我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法院的传票没到，倒先等来了董彬犯上鼻癌的消息。

董彬的鼻子经常出血，他以为是干燥引起的，每次抹一抹凉水就糊弄过去了；前阵子，鼻子有些疼痛，他还以为是上火，找了两包牛黄解毒丸吃下；最近一段时间，感觉鼻子里有东西，掏又掏不出来，头也时不时地疼痛。

2020年3月，他终于跨进了医院大门，一番检查，确诊鼻癌中期，必须及时手术加化疗。

得知消息的我五味杂陈，董彬也借此找到我：“你看我现在病成这副模样，也不知道最后结果会怎样，离婚的事就算了吧。”

我叹了口气：“先治病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我撤销了诉讼，转天就把他送进了医院。

从准备手术那天开始，一直到出院回家的一个月时间里，我成了他的专职陪护，照顾他的生活、照顾他的起居、还要照顾他的情绪。

一个月后，又迎来化疗。董彬的化疗有三个疗程，一个疗程21天。

我见证了他在病床上痛得全身痉挛、发热、呕吐等各种难受，终是于心不忍，轻轻地伸出手，死死地握着他的另一只手，希望能带给他一些力量和温暖。

可能这才是夫妻之道吧：最艰难的时候相互支持激发出来的同心和协力。

显然，这个道理我明白得太晚，而董彬，即使之后的每次化疗，都会紧紧抓住我的手，一刻也不放开，可始终也没能明白这个道理。

半年过去，化疗结束，为了照顾他，我搬回了家，重新恢复了一家三口的生活。

也有朋友曾问过我：“你还考虑离婚吗？”

我想了很久都想不到当下最准确的答案。

“我确实爱过董彬，看着他现在这副样子，还是有些心痛和舍不得，所以不想在他最难受的时候雪上加霜；可生病只是一段时间的事，康复过后的董彬是否会性情大变，我不知道。如果还一如从前，我也不希望自己再继续受到来自于他的伤害。”

这是我在那时能给自己和朋友是适宜的答案了。

七、三劝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来到了2020年10月，距离我第一次提出离婚已经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

董彬的身体渐渐好了起来，我没有再次搬走，同一个屋檐下，两人分室而居。

临近下班，我接到朋友C的电话：“晚上一起吃个饭吧。”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相约，我慨然应约。

晚餐只有我们俩，聊了各自的近况，聊了工作上的事，临回家前，C开口问我：“你和董彬现在怎么样了？”

我吃惊于她居然知道这事，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老样子，不好也不坏。”

“那你还想离婚吗？”

“说不清楚，不过就算要离，也不是现在吧。”

C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又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降低了语调缓缓地对我说道：“作为朋友，我劝你还是不要离婚。董彬生病的事，大伙儿都知道，未来也说不好会是怎样的结果。你如果在这时还想着离婚，大家伙会怎么看你？只会说你生性太过凉薄。人言可畏啊，你一定要好好想想！”

我心下一片苍凉，如同心脏被开了一道口子，一阵阵凉风拼了命地向里灌！

一周后，我接到朋友D的电话，闲扯几句后，他的话题转到了我和董彬的事情上来。

“我听说你已经回家了，那你们应该不会离婚了吧？”

先前的愉快一扫而空，我握着电话的手紧了紧：“我和董彬之间的问题并没有因为他生病而消失，只要我们两人继续过下去，那些矛盾还会再出现的。”

“那你还是想离婚嘛。唉，离什么离？你看你，现在四十多岁了，又带着一个孩子，离了婚还能找到什么样的男人？董彬再不济，你们也在一起十年了，将就一下，这辈子就过去了，没必要在这个年纪来折腾这事！”

我扯了扯嘴角，聊天的兴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又过了十来天，我被朋友E拦截在单位门口。

E利落干脆，没有任何话题过度，张口就问我为什么还想着离婚。

“为什么？夫妻之间离婚不都是因为两人三观不合吗？”

“什么三观不合？过了十年才发觉三观不合了？我觉得你就是矫情，自私！董彬生病了，你怕拖累到你，所以就想着离婚！我可告诉你，董彬对你怎么样，我们这些朋友心中都有数，你可千万不要做那些背信弃义的事！”

我面目表情地看了他一眼，也不管他义正辞严地声讨，绕过他就朝外面走去。

之后的一个月，又有三五个朋友来试探我的态度，无一不是劝我打消离婚的念头。

我不胜其烦。

偶然碰见刘艺，我才获知这一串狂轰乱炸背后的真相。

“董彬生病时，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他认为你在向他示好，以为你有了重归于好的想法，但又拿捏不准，所以让C来试探一番。得知你没有打消离婚的念头后，便又让其他的朋友来轮番劝说。”

我脑中一片空白，心脏窒息得厉害，突袭而来的悲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竟然不知道董彬为了维持这段婚姻，又或者是留住我这一个人肉沙包，能如此无所不用其及！

八、决裂

11月的一个周二下午，我接到儿子老师的电话，让我马上去学校一趟。

儿子和同桌因争抢一本书发生了矛盾，儿子气不过，先是抡了同桌一拳，又将对方按在地上狠揍了一顿，打得同桌出了鼻血，脑门上鼓了一个大包，嘴角青肿了一大块。

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委婉地说道：“小宇在学校里情绪很暴躁，很容易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大吼大叫，乱扔东西，故意去挑衅其他同学。今天也不是他第一次殴打同学了。如果再继续下去，学校应该会对他有所惩罚。”

问到儿子为什么打架时，他一脸不在乎地说道：“他不听我的话，我就打到他听话为止！爸爸不就是这样对你的吗？”

我的儿子，11岁的年龄，耳濡目染下学会了他爸爸暴力解决问题的方式！

知情的朋友还在劝我：“哪有老师说的那么严重？小孩子间打架是再普通不过的事，这跟董彬有什么关系？你不是无事找事吗？”

我实在按捺不住了。从提出离婚到现在已经一年了，我从最初的坚定转为平静，再到坚定，又转为退让。

我没想过我们能合好如初，可如果有一种合适的方式能给对方留最后一丝尊严，我也不介意去尝试。

可他的步步紧逼、朋友的步步紧逼，让我曾经受到的伤害一次又一次裸露在众人面前。如今儿子的变化明明白白摆在眼前，可朋友们还在掩耳盗铃、混淆是非！

第二天，我再次向董彬提出了离婚，如果他仍然不同意，就算起讼，这婚我也离定了！

2020年11月底，我和董彬十年婚姻彻底划上了句号。

九、

萨提亚家庭治疗中有一个重要理论，叫做冰山理论。能被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露在水面上的一部分，大约占总冰山面积的八分之一，其余八分之七是隐在水下，不为外人所知。

婚姻正是如此。

我和董彬的婚姻，外人看到的，是我们刻意展示出来的相敬如宾，没看到的是我们关于家人、消费和教育等诸多问题上的矛盾

暗涌在水面之下更大的山体，往往才是决定婚姻是好是好、是能维持还是不能维持的关键。

朋友们再亲密，也是在两人婚姻关系之外，看见的也只有那展现出来的八分之一。缺乏深入、长期的了解，又凭什么对一段婚姻指手画脚呢？

同样，婚姻幸福的朋友更不容易去理解婚姻当中的不幸，没有设身处地的感同身受，更不应该去随意指责和批判。彼之蜜糖，吾之砒霜。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说：“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

人与人的关系亦如此，逾越了边界，再深厚的关系也会变质。

分寸感是保持友谊的钥匙，真正的朋友，都会拿捏其中的分寸。

那些打着关心之名、逾越边界、插手夫妻关系的人，我并不认为是真正的朋友，或许更多是为了满足自己八卦的欲望、寻找自以为是的存在感。

婚姻是两个成年人的契合，适不适合自己知道，不论怎样的选择，不后悔、问心无愧就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