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为关系户把我贬去洗衣房，他女儿手术全麻醉师请假，我洗床单

我叫宋冉，市第一人民医院麻醉科的住院总医师。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五年，我参与过七百多台手术，最长的一台站了十四个小时，最短的一台二十三分钟。我的双手在七百多次生死交关的时刻里从未抖过，可就在上个月，我被人从手术室赶去了洗衣房。

赶我的人姓秦，秦树良，麻醉科的副主任，也是我六年职业生涯里的顶头上司。他四十七岁，发际线高得锃亮，鼻梁上永远架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笑起来的时候嘴角往左边歪，看上去和和气气的，像那种会在科室年会上唱《朋友》的中年男人。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和气的外表底下藏着一本比谁都算得精的账。

事情要从头说起的话，得回到一个半月前。那天是周三，我刚值完一个通宵的夜班，脱了手术服准备回家，老秦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办公室里飘着一股浓得发苦的茶味，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端着一个紫砂杯，热气把他的金丝眼镜熏得雾蒙蒙的。他摘下眼镜用衬衫下摆慢悠悠地擦着，也不看我，就那么不紧不慢地说：“小宋啊，你这几年在麻醉科，表现是有的，大家也都看在眼里。但是呢，你也知道，咱们科室编制紧张，住院总的位子，好几个老资历的都盯着呢。”

我心里咯噔一下。住院总这个位子，说白了就是住院医师里级别最高的一个，管的都是最复杂的手术麻醉，责任最大，但也最锻炼人。我在这个位子上坐了两年，带的实习生都有七八个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可老秦这话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他不是来表扬我的。

果然，他戴上眼镜，镜片后面的目光忽然变得锐利起来，像一把藏在棉花里的针。“院里新来了一个同志，姓方，方屿。年轻人，跟你差不多大，省城医科大毕业的，专业基础很扎实。”他顿了顿，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我想安排他接你的位子，你呢，暂时去后勤保障科帮着顶一段时间，洗衣房那边正好缺个有医学背景的人管院感防控，你去正合适。”

我坐在他对面，手指在膝盖上慢慢地攥紧，又慢慢地松开。洗衣房。我一个麻醉科的住院总医师，被调去洗衣房管理床单被套的消毒流程。这个“新来的同志”方屿，我见过一次，上周他来科室报到，老秦亲自带着他里里外外转了一圈，满脸堆笑地介绍这个介绍那个。他跟老秦什么关系，科室里私底下早就传开了——老秦小舅子的亲外甥，刚毕业没两年，临床经验一张A4纸都写不满，但有一样东西比所有学历和资历都管用，那就是血缘。

“秦主任，”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我上个月刚带教的两个实习生还没出师，我手头还有三台四级手术的麻醉方案在跟，这些工作交接起来……”

“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老秦把茶杯往桌上一搁，瓷器碰在玻璃板上，发出清脆而冷硬的一声响，“方屿同志能接得住，你就安心去后勤吧。”

他说这话的时候，嘴角还挂着那个歪歪的笑，好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看了他三秒钟，然后站起来，点了点头，说了一声“好”，转身走出了那间茶味刺鼻的办公室。

我沿着走廊往回走，路过手术区的时候，从玻璃窗里看到三号手术室的灯亮着，里面的麻醉机是我上个月刚校准过的，监护仪的参数是我亲手设的默认值。那台机器的每个按键的触感、每种药物的剂量配比、病人心率变化时屏幕上跳动的曲线弧度，我都熟悉得像自己手心的纹路。可明天，这个位置就不是我的了。

回到值班室，我坐在自己的铁皮柜子前面，把柜门打开一条缝，看着里面挂的那件洗得有些发旧的白大褂。左胸口袋上用蓝线绣着两个字——“宋冉”。这件大褂是我刚进麻醉科那年发的，六年了，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泛着淡淡的黄渍，但那两个字从来没褪过色。我把大褂摘下来叠好，拿在手里站了几秒钟，然后塞进了背包里。

第二天一早，我去后勤科报到。后勤科长老吴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秃顶，人倒是和气，看到我来了又是倒水又是让座，脸上的笑容里带着明显的不好意思。他说：“宋医生，真是委屈你了，你说这事儿弄的……”我打断了他，说没事，洗衣房在哪儿，带我去吧。

洗衣房在住院部大楼的地下一层，和锅炉房、配电间、医疗废物暂存处挨在一起。电梯是下不到那个楼层的，得从一楼走楼梯下去。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只有最底下一盏还亮着，惨白的光照着潮湿的水泥台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液和霉味混在一起的奇怪气味。我踩着那双不防滑的平底鞋，一步一步往下走，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每一步都像是踩在自己的自尊上。

推开洗衣房的门，一股湿热的白汽扑面而来，带着浓烈的含氯消毒剂味道，呛得我眼睛发酸。五台大型工业洗衣机排成一排，轰轰隆隆地转着，像五头不知疲倦的钢铁巨兽。洗衣机对面是四台烘干机和两台床单折叠机，所有的机器同时运转的时候，整个房间都在嗡嗡地震。墙上贴着一张泛黄的操作规程，纸角翘着，被蒸汽熏得字迹模糊。墙角堆着一摞一摞的脏床单，上面沾着碘伏的黄渍、血液干涸后的褐色印子，还有各种我不敢去辨认的体液痕迹。

我的新工位是一张瘸了一条腿的折叠桌，用两块砖头垫着，桌上放着一本《洗衣房院感防控记录册》，一支按不出墨的圆珠笔，和一个搪瓷杯子，杯底印着“1986年先进工作者留念”——那一年我才刚出生。

洗衣房有两个正式工，张姐和刘姐，都是附近郊县来的，一个四十八，一个五十二，手糙得像树皮，嗓门大得能在机器轰鸣声中无障碍交流。我第一天去的时候，她们看了我一眼，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然后继续往洗衣机里塞床单，没有主动跟我说一句话。我知道她们在想什么——一个医生，被扔到这种地方，要么是犯了天大的错，要么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无论是哪一种，都意味着我是一个麻烦。

我也没有主动套近乎。我把那本记录册翻开，从第一页开始，一项一项地核对院感防控的标准流程。洗衣房虽然不起眼，但院感防控的级别并不比手术室低多少——手术器械的消毒是消毒供应中心管的，但所有手术铺单、手术衣、病区的床单被套，全部要经过洗衣房的清洗和高温灭菌。清洗温度、消毒液浓度、烘干时间、菌落抽样检测，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标准。我在麻醉科的时候，铺单的无菌状态是手术的第一道防线，我对这道防线再熟悉不过了。

花了三天时间，我把洗衣房近两年的记录册全部翻了一遍，找出了十一处流程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含氯消毒液浓度不足、烘干温度偏低导致布草残留水分超标、洁净区和污染区没有严格分区等。我一条一条地整理出来，写了一份整改方案，每一处问题后面都附上了对应的国标条款和整改建议。写完之后我自己读了一遍，笑了——我这是在干什么？我都被扔到地下来了，还在写整改方案。

但我还是把方案交给了老吴。老吴看完之后，沉默了大概半分钟，然后抬起头看着我说：“宋医生，你这份东西写得比我们后勤科三年的工作总结都详细。但是这个整改，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得报院感办批。而且有些设备已经老化了，不是改流程就能解决的……”他欲言又止，我知道他想说——洗衣房在院里的优先级是最低的，预算年年砍，没人会在乎这里。我当时没有说话，只是把那份整改方案留在了他桌上，说了一句“有空看看就行”。

张姐和刘姐对我的态度，是在我干了一整周之后开始变化的。我每天跟她们一样八点打卡，换上后勤那套灰蓝色的工装，戴上橡胶手套和防水围裙，跟她们一起把成堆的脏床单分类、装车、推进洗衣机。手术室的铺单又大又重，沾了血渍以后更是沉得像一床浸了水的棉被，一个人根本拎不动。张姐她们习惯了两个人配合，我一开始完全跟不上她们的节奏，被床单角绊倒过一次，膝盖磕在水泥地上，青了一大片，第二天肿得老高，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

那天下午张姐看我不对劲，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摁在那张瘸腿的折叠桌旁边，不由分说撸起我的裤腿。看到我膝盖上那片乌青，她倒吸了一口气，转身回更衣室拿了一瓶红花油回来，倒在她粗糙的手掌心里，搓热了给我使劲揉。揉的时候我疼得龇牙咧嘴，她却只是哼了一声，手底下一刻没停，边揉边嘟囔：“你们这些读过书的人，就是骨头嫩。多干几天就行了，我刚来的时候手上全是血泡，现在不也好好的。这洗衣房看着苦，其实不咬人，咬着咬着就习惯了。”

她说完这句话，忽然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睛里闪过一丝尴尬。大概是觉得“咬着咬着就习惯了”这句话用到我身上，不是那么合适——她们是来打工的，而我是被整下来的。但她什么都没有再说，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去把洗衣机的脱水程序按停了。

那天晚上下班，我一个人在洗衣房里待了很久。机器全停了，房间里安静得不真实，只有墙角的排水管偶尔发出咕噜的水声。我坐在自己那张瘸了腿的桌子上，拿起那支按不出墨的圆珠笔在废纸上划拉，划了不知道多少下，终于划出了一道浅浅的墨迹。我看着那道墨迹，想起自己在麻醉科的最后一天，七号手术室那台胃癌根治术，病人是个六十四岁的老太太，高血压加冠心病，麻醉诱导的时候血压骤降，我给了一针多巴胺，把她的生命体征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手术结束的时候，主刀的外科主任冲我竖了一下大拇指。那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个“漂亮”。仅仅在二十四小时之后，我就被老秦叫去了办公室。

我从来不是一个容易哭的人。学医八年，实习三年，正式工作五年，什么样的生离死别都见过了，以为自己早就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但在那个安静得只剩下水管咕噜声的夜里，我坐在地下室的瘸腿桌子上，哭得像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小孩。

哭完之后，我洗了一把脸，对着镜子里那个红着眼眶、穿着灰蓝色工装的女人看了很久。她的头发被消毒液熏得枯黄分叉，她的手指被橡胶手套捂得发白起皱，她的膝盖上青着一大片，她胸前的工牌上写的不再是“麻醉科宋冉”，而是“后勤保障科洗衣房”。但我认得她。她还是那个在七号手术室里把老太太从鬼门关拽回来的宋冉。她去哪儿，她的手就在哪儿。手在哪儿，她就是谁。

在那之后的第三周，我把那套闲置了很久的麻醉专业书籍从储物柜里拿了出来，开始在工作间隙翻阅。张姐有一次看到我一边啃着发硬的馒头一边拿着一本大部头看得入迷，好奇地凑过来，指着书页上一张插画问我这是什么。我告诉她这是人体的气道结构图，气管插管就是从嘴里进去经过这里到达主气管。她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感慨地说：“你们当医生的也不容易。”我笑了笑，没接话。但第二天我上工的时候发现我那张瘸腿的桌子旁边多了一盏从旧台灯上拆下来的灯泡，是张姐从家里带来的。

刘姐和我之间的隔阂则在那天她突然低血糖发作时彻底消融了。她蹲在地上脸色惨白，冷汗沿着鬓角淌进领口，我扶着她靠坐在墙角的布草堆边，让张姐去找糖，又翻出自己的保温杯倒了温水递到她手边。等她缓过劲来，我才轻声说了一句“刘姐你可能是长期低血糖，有空得去查查空腹血糖”。她看着我，怔了好一会儿，把手轻轻覆在我手背上面。

这期间，老秦明里暗里没少给我使绊子。有一次我在食堂打饭，他跟几个科室主任坐在一起吃饭，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故意端着餐盘停下来，用一种不高不低、刚好能让周围两桌人都听到的声音说：“宋冉啊，在洗衣房干得还习惯吧？要是不习惯，说明你能力确实有问题，得好好反思反思。”我端着餐盘的手指节泛白，但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我看了一眼他盘里那道还没动几口的红烧带鱼，又看了一眼自己碗里的炒白菜，平静地说：“挺习惯的，洗衣房的工作也是医院的一部分，在哪里都是干。”他脸上的肌肉抽了一下，显然没从我这里得到了他期待的效果，转身走了。

老秦不知道，洗衣房里的每一台洗衣机都连着一个大型蒸汽锅炉，洗衣房用的是三号锅炉，锅炉的蒸汽压力表就在我工位后面那面墙上。我刚来的时候这块压力表是坏的，指针卡在零位纹丝不动，张姐说坏了大半年了，报修了好几次没人管。我心里清楚，压力表坏了意味着如果锅炉超压，安全阀一旦失效，整台锅炉就是一个潜在的炸弹。我连打了五份报告，从洗衣房一直报到后勤科、院感办、设备科，最后报到分管院长那里。副院长在报告上批了两个字：特办。三天之内，新的压力表装上了。我看着那个重新开始跳动的指针，在轰隆隆的机器声里，笑了。

流言是在我进洗衣房第五周的时候传到楼上的。门诊大厅、医生休息室、护士站的茶水间里，一条让人无法忽视的消息像长了腿一样跑遍了整栋大楼：老秦把宋医生整到洗衣房去了，可宋医生去了洗衣房之后，那边堆成山的布草被她理得比手术室的器械还整齐，院感抽检连续四次满分，后勤科老吴在周例会上被院长点名夸了两次。这条消息的杀伤力不在于它说明了什么对错，而在于它让所有人不得不重新算这笔账——一个从手术室赶到地下室的人，竟然把地下室变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

老秦坐不住了。第六周的周一早上，科室大交班，院长在会上随口问了一句“洗衣房最近院感做得不错，谁在管”。老吴说“是麻醉科的宋冉”。院长哦了一声，眉头皱了一下，说：“麻醉科的怎么去洗衣房了？”

没有人接话。整个会议室安静了大概三五秒钟的边缘，老秦坐在角落里，脸胀得通红，低头翻着笔记本，翻了半天也没找到要记的东西。当天下午，他让科室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他找我谈话。

我去了他的办公室。这次的茶味比上次更浓，浓得发苦，我没坐下，问他有事吗。他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来，第一次主动把目光从桌子后面投到我脸上，说宋冉，洗衣房那边你也待了一阵子了，科室最近人员紧张，你想不想回来。

我没有立刻回答他。我站在那里看着他那张挂着微笑的脸，想起那个在地下室里哭得喘不上气的夜晚，想起那张瘸了腿的折叠桌上那支永远按不出墨的圆珠笔，想起张姐那双粗糙的手掌给我揉膝盖时的力道。我说：“秦主任，感谢您考虑我。不过洗衣房的院感整改刚开了头，我现在走了，之前的努力就全白费了。这个阶段我不会申请调回。”

他怔住了。他大概预设了我所有的反应——感激涕零的，趁机提条件的，委屈控诉的——但绝对不包括这一种。我冲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转身走出了那间茶气熏人的办公室。手心里都是汗，但后背挺得笔直。

这件事之后的第七周，老秦的女儿秦思涵住院了。我是在洗衣房听张姐说的，说妇科收了一个急诊，八岁的小女孩卵巢囊肿蒂扭转，疼得脸都白了，直接被推去做了急诊手术。手术本身不算太复杂，切除囊肿，保住了卵巢，但问题出在后面。术后第三天，孩子出现了粘连性肠梗阻的迹象，腹胀如鼓，高烧不退，保守治疗无效，主治医生决定二次开腹做肠粘连松解术。这次手术比第一次复杂得多，因为腹腔内的炎症粘连很难预料，手术时间大概率会超过三个小时，而且小女孩已经经历了第一次麻醉打击，短时间内再次接受全麻，风险远高于第一次。

老秦把这个手术安排在了周四上午十点。手术前一天晚上，他亲自去看了麻醉科的值班表，确认了负责这台手术麻醉的胡医生。胡医生是科室里的老手，从业二十年，是那种能在紧急情况下不慌不忙的老兵型人物。老秦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几句客套话，然后安心地回了家。

他万万没有想到，周四早上八点，胡医生的老婆忽然打来电话，说胡医生凌晨突发急性胰腺炎，正在急诊室输液，疼得直不起腰，别说站几个小时做麻醉了，连下床都困难。

消息传到麻醉科的时候，整个科室都乱成一团。周四本身就是一个手术扎堆的日子，所有能上麻醉的医生都排得满满当当，连实习生都被拉去帮忙了，唯一一个可以临时抽调的，是被老秦一手提拔起来的方屿。方屿接到通知的时候脸都白了，他支支吾吾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他从没独立做过小儿麻醉，更没处理过肠粘连松解术这种级别的长时间复杂手术，不敢上。老秦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把一杯茶摔在了地上。我听说那声碎裂的脆响从主任办公室里传出来，整条走廊都听得清清楚楚。

离手术预定开始时间还有一个钟头的时候，老秦终于出现在洗衣房的门口。他站在门口，背光，灰蓝色的蒸汽从他身后翻涌出去，被日光灯管照得惨白。他看上去像是一夜没睡好的样子，眼袋重得发黑，鼻孔张了一下，像是吸进了一大口消毒剂的辛辣气味。他无声地环顾着那些隆隆作响的洗衣机，最后把目光定在了我身上。

“宋冉。”他的嗓子有点低哑，像是很久没有好好润过喉咙，声音被机器的轰鸣吃掉了小半。

“宋医生，”他重新开口，“思涵的手术需要一个麻醉医生。胡医生急性胰腺炎倒下了，方屿做不了。你能不能……上这台手术？”

我把手里那张正在做菌落记录的表格放在那张瘸腿的桌子上，回头看他。张姐推着一车刚从烘干机里出来的床单从我身后走过，轮子吱吱嘎嘎地响，在我们之间短暂地顿了一顿。整个洗衣房的气温陡然升高了两度。

“秦主任，”我把胶手套摘下来，声音非常冷静，“我现在是后勤科洗衣房的人，不是麻醉科的。您让我上手术，不合规矩。”

他的喉结动了动，随后从他嘴里艰难地挤出了一句近乎沉默的话：“规矩的事我来解决，一切责任我担。你只需要告诉我——你能不能做？”

“能做。”我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有任何犹豫，也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他大概以为我接下来会坐在原地等待他的恳求，或者借机把他曾加诸我身上的一切羞辱连本带利地还回去，但是我没有。我把工装外套脱了，把袖子卷到肘关节以上，在水池边用消毒液把手从指尖一直洗到前臂。然后走到他面前站定，目光平静得像一杯凉白开。

“这台手术我来做。但不是因为你求了我，也不是因为你现在走投无路才想起我是谁。”我跨过他身侧的时候停了一步，声音不高，“秦主任，我是因为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小女孩。她才八岁，跟你把我赶去洗衣房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医生救病人，不需要理由。”

我上楼，在更衣室里重新穿上了那件绣着“宋冉”两个字的白大褂。袖口的毛边和领口的黄渍都还在，但我把它套上身的那一瞬间，手没有抖。

站在手术室门前，我深吸了一口气。那个熟悉的、混杂着碘伏和消毒水气味的封闭空间，我已经整整七周没有踏进了。推开门的瞬间，监护仪的滴答声、麻醉机活塞的轻响、手术器械碰撞的叮当声，一起涌进我的耳朵里。我的手指在空气中轻轻点了一下节拍，然后迈了进去。

手术台上的小女孩安静地躺在那里，面容因为发热微微泛着不正常的潮红，腹部的隆起还没有消退。她的五官有一种令人意外的不协调感——她的眼睛闭着，睫毛长而卷，嘴角的弧度像极了她父亲。我在那一秒才真正把她和老秦联系在了一起。但我很快收回了思绪，把注意力完全沉入麻醉方案里。

三号手术室里的麻醉机是上个月刚校准过的，每个按键都在我手指伸出去的时候精准地等待着我的触碰。方屿被我安排站在一旁做助手，他递喉镜时手指抖得明显，我没有呵斥他，只是不动声色地用手背稳住了他的手腕。监护仪上的心率一度飙到一百四，血氧在九十三和九十五之间来回拉扯了一瞬，我几乎是出于本能地调整了用药剂量，在二十秒之内把那条危险的下坠曲线托住、扳平、然后稳稳地送回了安全阈值。

手术开始后的头两个小时我没有停过，把药物维持剂量在潮气量和血压的曲线上反复微调，像是修补一件被撕开了裂缝的丝绸。主刀的外科主任在腹腔打开以后低声骂了一句，黏连比预想的严重，肠管和腹膜纠缠得密不透风。手术时长被紧急延长到预估的四小时以上。监护仪上每一个跳动的数字都在考验我的判断力。而我没有出过一次错。

四个半小时之后，外科主任放下器械退出手术区，宣布肠粘连松解成功完成。他开始脱手套的时候从帽檐下瞥了我一眼，眼里带着一种明显的意外。老秦一直站在手术室的观察窗外。他没有去会议室等，没有坐在外面的长椅上刷手机。他就那么站在玻璃外面，像一根绷了太久的绳子，从切皮站到了缝完最后一针。当监护仪上最后的波形平稳地跳动起来，我把麻醉记录单签完字，放下笔，推开门走进了缓冲间。

老秦靠在墙边，金丝眼镜片上蒙了一层水雾。走廊里一片寂静。他慢慢地直起身，直直注视着我，嘴唇紧抿，眼角抽动了两下。然后他垂下眼睛，说了一句非常小声的话。

“对不起。”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把手术帽摘下来，头发被汗打湿，乱七八糟地贴在额头上。我看着他，平静地说了一句：“孩子没事。”

“我知道，”他声音哑了，复述了一遍，“我知道。”

我把手术服脱了，叠好，放进回收筐里。那身灰蓝色的工装还挂在洗衣房更衣柜里，我换下手术服之后重新穿上它。从地下楼道经过时，声控灯坏了的那几级台阶依然漆黑一片，潮湿的气味依然顽固地附着在墙壁上，但是我已经不需要扶着墙来走这段楼梯了。

张姐从折叠机后面探出头来叫住我，手里拿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通知。不是复职文件，是院感办对洗衣房整改方案的正式批复——第五次了，满分通过，全院通报。她把那张通知塞进我手里，指给我看最下面一行备注：“各部门须参照洗衣房院感防控整改方案，落实本科室院感管理职责。”我看着那行字，没有出声。张姐挺得意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往洗衣机里塞下一批脏床单。

老秦安静了几天。他女儿术后恢复得不算快，但很稳，复查那天在儿科走廊里远远朝我点了一下头，没说话。又过了一周，院周会上老秦当着所有中层干部的面站了起来，用了“向宋冉同志正式道歉”这几个字。据说他说完之后会议室安静了很久，院长先鼓了掌，然后稀稀拉拉的掌声才跟着响起来。

我没有去听。那天我正在洗衣房里带着张姐她们做月度菌落抽查，棉签在折叠好的洁净床单上轻轻划过，速培皿里最终长出零个菌落。那张完美的报告被我夹在记录册里，和之前所有的满分记录排在一起。

过了一阵子，院方正式下发红头文件，调我回麻醉科，同时保留洗衣房院感防控顾问职务。老吴找我签字的时候嘿嘿直乐，说宋医生你现在有俩头衔，一个是麻醉科住院总医师，一个是洗衣房高级院感顾问。我把文件拿过来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没有马上签字。张姐就在我旁边，正趴在折叠桌上用歪歪扭扭的字迹抄写下一期的洗衣机清洁排班表。她抄错了一个字，用橡皮擦了又写，写了又擦。

我把笔放下，端着她给我倒的那杯热茶，靠在依旧隆隆作响的洗衣机旁边，忽然觉得这个地下室并没有我刚来的时候那么暗。直到这会儿我才第一次注意到，墙角那根暖气管上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贴了一张巴掌大的水彩画——画的是五个歪歪扭扭的火柴人，手拉着手站成一排，最右边那个蓝色的小人穿着围裙，头顶写了两个字：“宋姐”。是刘姐家的小孙女来洗衣房玩的时候画的。

我把那张水彩画拍了张照片，然后在那两份文件上签了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