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香梅回忆14：护士推着将军出来时，他的脸同雪白的床单一样惨白

将军虽然一直希望有一个男孩，但他对第二个小女儿好像也非常满意。他还戏称，自己要拥有和我父亲一样多的女孩。

辛西娅·露易斯，几乎成为全家人和朋友们的宠儿。她出生后不久将军和我从九龙搬到了台湾的台北市，定居在武昌新村12号。开始了我盼望已久的婚后愉快的家庭生活和社交活动。

台北有我们许多好朋友，还有我的姐姐静宜，她已嫁给了李医生。我的妹妹香莲，她与冯先生结婚。蒋夫人宋美龄女士是我们两个孩子的教母。根据中国的习惯，我的孩子们已获得一种慈祥的、充满温情的爱护。她会给她们送生日礼物，会关心她们成长过程的每一次重大变化。中国的教母很重视自己的责任。若遇到孩子生母不幸去世，她们常以干妈的身份，承担起抚养和教育孩子的重任。

蒋先生对我们的孩子也很有兴趣。我们刚到台北不久，一次他问起孩子们的中国名字。我们说还没有取名，他当即为她们取了名字。替克莱尔·安娜取名为美华；为辛西娅·露易斯命名为美丽。两个名字涵义颇为接近，表示美丽与娴雅的意义。

虽然将军的工作十分繁忙，旅途常常疲劳困顿，但我们在台北有着风趣和快乐的社交生活。将军尤其喜欢和蒋夫人一块玩桥牌，认为她是位技艺超群的牌手。

将军喜欢玩桥牌，并感到很有兴趣，他还喜欢其他的牌类游戏与体育运动，如棒球、网球及羽毛球，都是他所擅长的。

将军参与各种游戏运动，总以获胜为目的，因此他总是全神贯注，不讲废话，结果常为胜者。在上海时，曾发生过一种不寻常的事儿，就因为他这种好胜的习惯，使他放弃了扑克牌游戏，从此再不沾手。

那是一个特殊的晚餐后，四位太太玩起了桥牌，而在座的五位先生在将军的书房里打扑克。当聚会结束时，将军和通常一样大获全胜。

"这场扑克游戏你玩得痛快吧？"我问道。

他摇摇头回答："不！"

"你不高兴？为什么？你一向喜欢玩，而且几乎总是你赢。"

"正因为此。我要停止，不玩啦！我不愿意从朋友手中赢这么多钱，同时我也不愿跟敌人玩。"

以后，他再也没有玩过其他的扑克牌游戏。但是逢到好手，他仍继续玩桥牌。他是一位天生的竞争者，极为赏识真正的竞争者，不论是牌类、棒球或是打击敌人。

除了台北潮湿的天气，对将军时好时坏的支气管炎有不利影响外，我发现我们生活的情调，与我的情趣十分吻合。在这里，同在上海一样，我和他在民航公司密切配合，共同工作。假如他在星期天，一定要去办公，我定陪他前往。假如在晚上，他需要单独思考，解决一些问题，我就替他款待来访的好友。他想外出打猎时，我清晨4点起床，为他准备早餐，假如他想说说，我就在一旁静听，遇上他不想讲话的时候，我们就相对而坐，静静地翻阅着手中的书，或是默默地领略花园夜景的清新与幽静。

我们的房子，武昌新村12号，是一幢高大的砖造两层楼房，有四间卧室，一间宽敞的起居室，还有餐厅、书房、客房，另外分开的还有仆人的卧室。正像中国许多传统的建筑那样，一堵高耸的围墙环绕四周，将开阔的前院和鲜花怒放的后花园包围起来。这栋房子，成了我们居住最久的地方。

我们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门罗，买了一大块绿树成荫的土地。开始兴建房屋。我们都喜欢一种低矮、延伸式的房屋结构。周围拥有多余的空地，可以种花、种菜。

在1956年多雨的春季，将军的支气管炎变得严重起来。他咳嗽得很厉害。可他仍支撑着去完成为自己制定的那一项繁重的工作计划。在台北度过了一个劳累的冬季。到了春天，我一直在催促着他：赶快离开此地，去门罗休养一段时间。

6月中旬，我们终于带着孩子离开了这里，整个旅程中将军咳嗽不止。在门罗休养了几周后，他似乎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完全康复。

然而，对生活的热情和兴致，依然不减，他坚持完成我们驱车前往加拿大的旅游计划。

我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再说，但却无济于事。

"这趟旅行，能使孩子们享受到极大的乐趣。"他说，"也许那里的空气会使我的病情好转。"

从路易斯安那州到加拿大可爱的路易斯湖，一路上我们驱车前进。长途旅行对将军来说是非常疲劳的。在湖区消遣、休息一周后，返回的途中，我仍能看出他确实相当疲倦。

几乎是刚到家，将军便又乘飞机前往华盛顿的美军沃尔特·里德陆军总医院作每年一次的健康检查。

"我很担心你的咳嗽和头痛病。"他离开时，我对他说道，"一定要给我打电话，尽快告诉我医生的诊断结果。"

他微笑着说："别担心，小东西。你应该知道我是一匹多么健壮的老战马！"

"给我来电话！"

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刚过9点，电话铃响了起来。它可能是我们的什么朋友打来的电话。可当我拿起话机时，我突然预感到，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电话。"

"是陈纳德夫人吗？"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接线员惯用的语调。

"是的。"

"请稍等，华盛顿特区给您来的电话。"

我紧紧握住话机，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陈纳德夫人，我是希顿将军，驻沃尔特·里德陆军总医院院长。"

"陈纳德将军，他……他怎么……?"

"他非常好，他一会儿会同您讲话……"

安慰、痛苦夹杂着无形的缠绵与惊慌，潮水般涌向我。将军一切正常，可当希顿将军继续说下去时，我的心紧缩了起来。他们在将军左肺叶的上部发现一小块肿瘤。他们想尽快把他割下来，并做生理化验。并希望我能在场，问我什么时间能到华盛顿？

我说，明天早上可以赶到。我心中一阵凉意，脑子处于半僵化状态。癌症，当然有可能是癌症。虽然没人提到这个字眼，可当将军的声音传来时，我脑中一直盘旋着这个词。

"安娜。"

"亲爱的，你好吗？"

他大笑道："我当然很好。我感觉很好，非常之好。"

"我明天去你那儿。"

"小东西，你能来，这太好！"

"请多保重。"

"我会的。孩子们怎么样？"

"她们都很好。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

他咯咯地笑起来。

"安娜，亲爱的，我会照顾好的。你看，我不是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嘛？"

"我知道，亲爱的。我只是有点紧张。明天我去看你的。"

"别着急。现在让我同我的小女儿们道声晚安。"

克莱尔·安娜和辛西娅·露易斯早已恭候在我身边。

"跟爸爸说晚安。"

一个说："晚安。"而另一个说："爸爸你好。"然后两个人都抢着要说。

我能想象得到，此时他在电话线那边得意洋洋的神情。

"爸爸，我们爱你。我们想你。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当她们挂上话机的时候，我听到从遥远的电话线那边，传来他的咳嗽声。那一天是1956年8月25日。

第二天，医生们准备为他作手术时，我守在医院。当他被手术车推向手术室时，我亲吻着他，他那微笑使人镇定自信。

"别着急，"他说，"我会好起来的。"

"那当然，亲爱的。"

可是，直到那扇白色的大门在他身后关上时，一阵阵恐惧感向我袭来。我回到他的病房，想干点什么，便动手铺展他的床单和枕头。突然，我看到一个信封，上面有他亲笔书写的"安娜"等几个字，里面的时间是1956年8月26日，信的内容是：

最亲爱的小东西：

明天手术后我能活下去，而且还能同你及我们可爱的女儿们生活上许多年，对此我深信不疑。然而，正如你知道的那样，万事万物都由至高无上的上帝掌握。没有人能知道，他什么时间该回到他的归宿地去。

如果我不能再看到你或同你在一起，我想让你知道并记住，我的灵魂将永远同你和女儿们在一起。我会像其他人一样，尽可能多地去爱你和她们，我坚信，爱将永远同你们在一起。

要记住去教育我们的女儿懂得人生的基本准则﹣﹣要品行端正，诚实忠贞，把诚心和善意献给世上的人们，要靠自己去生活，不要过分奢侈，决不嫉妒他人。在这个地球上，既能享受舒适的生活，也能安于贫困日子，能寻得多方面的乐趣。对自己选定的任何一种职业，都要抱有谦虚、勤奋、努力的态度去工作……

在朦胧的泪水中，后面的字迹模糊了，难以再读下去。从那时起，这封信我反复读过许多遍，每每读到最后，总是视线模糊，再也读不下去。

医生为他切除了大半个左肺，他在手术台上躺了漫长的三个小时。而我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炼狱般的煎熬。

主刀外科医生蒙克里夫上校终于走出了手术室。我站着，正等在那儿，注视着他的表情。由于紧张与恐惧，我不敢上前问他。

"他会好起来的。"

我如释重负，突然医生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一阵紧张的心跳。

当两名护士推着将军出来时，我走向前去，一同走向苏醒室。他的脸几乎同雪白的床单一样惨白。

"我的亲爱的，"我万分痛苦地想着，"他们对你都干了些什么！"

三天过去后，医生才允许我同他谈话。我拉住他的手，泪水挂满了我的脸颊。

"亲爱的，你哭什么？我会好起来的。"他说道。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

我一直在焦急地等待着化验的结果。

9月1日，化验结果出来了。

恶性瘤，癌！这可怕、令人憎恶的字眼。我丈夫的胸腔内长着的那个万恶的东西是癌。医生们已切掉了肺叶组织包容的那个恶性肿瘤。医生讲，新的肺叶组织会继续生长出来。如果在12个月内，不再重新长出恶性细胞，我的丈夫或许不会再有麻烦了。这个"或许"的含义有可能很倒霉，它有点太朦胧了。

两个月后，我们回到了台北，准备留在这里过圣诞节。这一年还是我们庆祝民航公司成立10周年纪念。当将军给许多公司老飞行员别上10周年服务纪念章后，他感到很疲倦，甚至连纪念蛋糕都无力去切割。

"你替我切一下。"他对我耳语道："没有你就不可能有民航公司。"

我知道他话里的含义。他曾时常对我讲，我是他战后重返中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战后中国的艰苦环境令他吃惊，因此他留下来组建了这家航空公司。

我眼含热泪，切开了那个巨大的蛋糕。那些注意到这一举动的人，一定会感到很奇怪。他们不会听到将军对我说了些什么。

他们不会知道，我脑海中突然滋生出一个可怕的预感：有一天，疾病会把他从我身边夺走。他们也无法了解这种想法给我带来的令人心碎的痛苦。失去他，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我的一部分。没有他，我今后的日子是不可想像的。我祈祷着至高无上、万能的上帝，别让这种事发生。

1957年初，我们返回门罗，将军仍旧种着他的花。他偶尔也去钓鱼，这也是一种休养。此时，他往日的精神似乎又重现了。以他惯有的毅力，他已戒了烟，只是偶尔吸几口那只用旧了的石楠根烟斗。每月他到医院定期检查，月月出来的结果，都呈阴性。每个月我都提心吊胆地等待着结果，深恐等来的是一张可怕的判决书。

4月一个晴朗的早晨。一次无意中听到的谈话，使我极为忧虑，彻夜难眠﹣﹣这是将军从没意识到的。

当时，我在厨房，站在靠近窗户的灶台边，正在研究一个做海味秋葵汤的新菜谱，我准备试着做一次。克莱尔·安娜和辛西姬·露易斯都去上学了，房内和花园一片寂静。一只胖乎乎的红知更鸟在桃树上吱吱叫个不停，和风中吹来了丁香和青草混杂在一起的香味。

我听到一辆小车停住了。一会儿，将军和另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传了过来。当他们走进花园，走到靠近窗边的地方时，我听出来那是诺埃州长的声音。

"你当然该信赖我。我会为她们做每一件事，照顾好安娜和孩子们，就像对待我自己的家人一样。"州长诚恳地说道。

他们在窗边停住，我听到将军打火机的"咔哒"声。一会儿，我闻到了烟斗里冒出的烟味。

"安娜很有能力，远远超过了你现在对她的了解。"将军说，"她会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可是我仍想有人能帮她一把。在她需要帮助的时候，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依靠的人。"

两个男人慢慢地向房前走去，谈话声渐渐远去。我的双眼直盯着窗外花园里多姿多彩的鲜花，却无心去欣赏它们，我不知道他们话里的含义。将军打算出趟远门？他以往外出时很少要州长来关照我。看上去似乎不是这么回事。自从他动手术后，他似乎尽可能地要我陪着他。不，他若出远门，一定会带上我的。此外，他不会有别的可能。他被要求每月至少去医院做一次检查。

这种离别只有一种可能：他已得到了有关他健康情况的可怕消息，要永远离开我。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扶住灶台稳住身子，极力控制着自己。我听到他们正从前门进来。一会儿，他们就会到这里。我决不能让他们看出来，我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否则，那会令他难堪的，我必须等待时机。

他们从起居室走来，带着突然而至的欢乐情绪，装得还真像那么回事。他们俩兴致勃勃地向我问好。

"小东西，什么时间吃午饭？"将军吻着我问道。

"大约一个小时，行吗？"

"很好，州长，你知道现在差不多已快中午了。尝点'野火鸡'不嫌太早吧？"他指的是他们爱喝的那种特殊的威士忌酒。一种用玉米和麦类蒸馏而成的酒。

"将军，来点儿野火鸡不嫌早。它们本来就是一种提前出生的鸟！"州长附和着说道。

我也设法投入他们欢快的气氛中去。然而，他们刚才的谈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一个个白天和长夜慢慢过去了，将军什么也没有说。自从八个月前那场手术后，我们很少谈及他的病情。他总是十分乐观，没有表现出丝毫的病态。他不是遇到不幸便消沉的那种人。每个月，他前去体检时，都要向我吻别。我们之间有一种无言的默契。

"给我打电话，亲爱的。"

"我会的。"

然后他便离开，我则紧张地等候着。直到他打来电话，告诉我一切正常为止。

他和州长的谈话中说过："安娜很有能力，远远超过了你现在对她的了解。"可他并不知道，那是因为他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是由于他在我身旁，支持我，时刻准备保护我，我才无所畏惧。我的力量是他给予的。若没有他，我的勇气将会丧失殆尽。这种即将失去他的想法，使我感到迷茫、恐惧。万能的上帝啊，我再次祈求你，别让他离开我！

5月份，他做定期检查后，给我来电话说一切都仍旧很好，我也真有点放松了。我把他和诺埃州长的谈话看作是用他的军事术语所．说的那样：

"从长远计，防患于未然而应做的一切准备。"

可是，一种不可名状的苦恼，却始终存在。他一定知道，或感到了些什么。是他没表露出来，还是检查没有显示出来？我无法说清。

6月的检查结果再次呈阴性，我开始充满了希望。将军总是充满信心，十分乐观地，并开始筹划着。

"小东西，"他在夏季快要结束时说道："让我们去弥补起那次被撂置的蜜月旅行，去欧洲吧。"

"太好了！"我对他有此雅兴而感到高兴。他还没有忘却他很久很久以前的承诺。也许这是他健康恢复的信号。

然而，很快我又担心起来。他还很虚弱。旅行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

"我认为我们最好不要，至少现在不要去旅行。"

他微笑着，摇摇头。

"亲爱的，我们现在就走，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内心感到一阵阵刺痛。他不愿再等，恐怕一耽误便太晚了。

我们决定带上孩子一块去。在纽约，就在我们动身之前，将军的咳嗽变得更严重了。

"这是因为湿度太大。"他告诉我，可我不相信。我背着他，给沃尔特·里德医院的大夫打了个电话。他们的答复是可以继续我们的旅行。但他们的口气似乎不是完全有把握。他们好像在暗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会对他有所改变。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继续为我们的旅行准备着。

巴黎，正像我想象的，是那样美丽、华贵，然而我日益焦虑的心情，使我对整个欢乐的气氛兴味索然。在我们去一家夜总会的途中，将军告诫我：

"巴黎是一座既美丽又充斥着邪恶的都市。对那些法国人，一定要时刻提防着点！"

我笑道："可你正是法国人的后裔，也许我也应该对你提防着点！"

"现在太晚了！"

我们大笑起来，可这话里却有令人伤感的双关含义。

我们拜访了巴黎大教堂，一个月光柔和的夜晚，我们在一所小天主教堂里一起作了祈祷。

我们来到了伦敦，这是一座将军十分熟悉，而对我却完全陌生的城市。然后由里斯本又到了马德里，在这里我们观看了一场斗牛表演。我感到的是惊骇而不是激动。

"这些可怜的公牛，实际上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我惊讶地叫道："我愿为它们喝彩！"

将军点点头："当一头牛向前冲刺时，站在你的立场上无疑使人心寒。我总是与你有相同的感觉。"

当我们回到美国时，他已非常疲倦。在华盛顿他又留了下来，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作第12个月的检查。他们检查了照片，仍然没有重新出现可怕的癌。可我仍旧心绪不宁。

在12个月当中，我们一直等待着至关重要的这最后一个月的检查，现在虽然情况还好，而我们俩都没有感到欢欣。我想这主要是他健康状况极差，令我们不安。

回到门罗，他一直嗜睡，偶尔在他心爱的花园里瞎忙一阵，他显得无精打采，令我格外担心。我吃不香，睡不着。

在外科医生切掉他左肺后的第13个月，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医生们在他的肺腔内发现了另一个阴影点，向他宣判了死刑。当我知道这事时，如五雷轰顶，我的心完全凉了。将军反而来安慰我。

"好啦，小东西，他们只是说发现了一个点，而并没有说'你要离开人世'或说'你没有指望了'。我相当结实。我会长命的。"

当我能镇定地讲话时，我说："他们不能再做手术割掉它吗？"

他点点头："是的，他们认为那样做可能弊大于利。"

他尽可能若无其事地说着："他们认为有机会自行消失。"

面对这令人窒息的坏消息，他同往日一样镇定、刚毅，他的勇气和毅力令人崇敬，他视死如归的气概令人折服。在他身边，我感到自己意志脆弱，太有些儿女情长。我一直挚爱着他，在他生命垂危的悲伤时刻，我的爱变成了对他的敬慕与崇拜。

两个月之后，我们来到了波士顿，去到那家著名的莱希诊所做综合检查。将军完全信赖他在波士特·里德的那些军队中的朋友们。他把新奥尔良的奥尔顿·奥克斯纳医生，一位极富声望的癌症专家，作为一位特殊的知心朋友；而莱希诊所的派出人员，他们以前预测过，对他问到能活多久一类的问题，或许会更加直截了当，准确地回答。

他并没向我说明，但我十分清楚。这是他事事都愿求真的一贯风格。

他这种人的性格决定，我们只有知道最坏的真实情况，才是最好的办法。

"认清自己的对手。"将军一向坚信这一点。

他毫无畏惧地面对着自己当前的敌人，正像以往他曾面对着那些形形色色的敌人一样，他必须了解对手的力量，它具有的能量，以及战斗所需的时限。

不错，他必须知道一切。现在我们俩都愿意早点知道答案：在人生的旅途上他还有多少时间？几个月，抑或几个星期？

在如此紧张的时刻，将军还要匀出时间到约纽和华盛顿为办公事而逗留数日。我准备几天后，去波士顿与他会面。于是我提笔给他写信。信中写道：

我最亲爱的：

我不知该如何对你表达，我那深切的爱，因为这种爱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的。是你，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幸福，我永远爱你，直至我生命的终结。回忆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两个生命如同两条溪流，交汇在一起，成了一条大河。我们深深地依恋着，愿白头到老。因为我们的爱不仅是表面的，它是来自灵魂深处的爱，这是上帝可以证明的。亲爱的，我真心实意地全身心地爱着你，正如你对我的爱。亲爱的，我和你为你的病受着磨难……我无法想象与你分别，或没有你的日子我该怎样度过。你一定要活下去！

真正的爱对死是无所畏惧的，因为这种爱构成了生命的主体。亲爱的，请鼓起爱的风帆，靠勇气、信念和希望同病魔勇敢地战斗吧。人类最大的敌人是怯懦和瞻前顾后。亲爱的，我无所畏惧，也不会彷徨犹豫，因为你时刻都站在我的身边。

我们已休戚与共、相亲相爱地度过了逝去的沧桑岁月，我们共欢乐、共悲伤……噢，我亲爱的，让我们满怀希望去迎接未来，我将继续与你共享欢乐，同度悲伤，一如既往。让我们充满希望，使心变得更坚强，爱变得更纯真，我们将无所畏惧地去正视将要到来的一切……

如果有一天，我变老了，克莱尔·安娜和辛西娅·露易斯将会陪伴我。一个没有孩子的家庭就像看不到希望的爱。我非常欣慰，祝福上帝赐予了我们两个女孩。她们从自己深深相爱的双亲那里学会了爱，我确信，她们长大后，一定是纯洁、笑丽、充满热情的人。

你不仅是一个普通的人，而且也是一位卓越超群，为真理和信仰而战的勇者。基于这一点，更增添了我对你的爱心。我非常荣幸有你这样的人做我的丈夫，做我孩子的父亲。你知道，我一直为你而感到骄傲，尊敬并热爱你所追求的事业。

亲爱的，我想一遍又一遍向你述说：我爱你，用我的全身心

去爱你。

安娜

1957年11月19日，他从华盛顿威勒德旅店给我写了一封值得珍存的信。

1957年11月19日华盛顿区

亲爱的：

昨天晚上，我一到纽约的这家旅店，就读了你那封充满美好感情的信。

你带着温情写下的，那些充满爱心的话语，我对你也有同样的感受﹣﹣只是没有时常用言语来表达。我爱你和我们的两个女儿，在我的一生中，它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一切。我感到最可怕的是，我会失去你，以及后来，失去她们中的一个。

即使没有你和女儿们，我也决不会向死神或其他任何敌人屈服、低头。你可能会相信，我会竭尽全力去拼搏，尽可能多活几年，同你们生活在一起。与你们离别的那种凄凉、孤独，那样可怕，是我不愿忍受的。

然而，如果我必须提前离开人间，那么抚养、引导、教育孩子的重任将落在你肩上，你要尽最大努力，使她们为先辈的业绩而自豪，走向正直、辉煌的人生旅途。我还要委托你去保管我留给你们的财产，这些遗产是为了你们能过上舒适的生活，把握住每一个欢乐的机会，过一个完美幸福的生活，以及尽可能帮助那些处在困难中的人们。

当我同你结婚时，我实际上只有一个愿望﹣﹣找一个值得尊重的妻子。一个给我以温情、尊敬和爱心的人。当然，如果我们找到了幸福，并相互真心相爱的话，我希望我们能有孩子。你给了我想要的一切，甚至比那还多。在这个世界上，我从你那里已经得到了，比大多数男人拥有的都要多得多的幸福、理解和爱。我有幸在自己年老的时候，得到上帝对我关怀备至的照顾。

因此，现在我用笨拙的语言，表达了我对你真挚的情感。最后，我只得再补充一句：我时时刻刻都在深深地爱着你。

永远爱你的

克莱尔

在一个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下午，我们来到了波士顿。第二天早晨在莱希诊所开始做综合检查。当所有的项目都检查过以后，医生们已知道了最后的答案。

他们告诉了他未经掩饰的真情，知道他不想听那些无用的话语，也知道他听到真情后，能经受住这个打击。他们精确剖析病人的心理，知道将军个人的脾气。

医生说，处于他那种情况下的大多数人，时间的极限只有三个月。他们说，陈纳德将军的勇气和战斗精神会使他延长一倍的时间。

从中我能凄凉地得到些安慰。明摆的可怕事实是：我亲爱的丈夫最多能再有6个月的生存时间。

陈香梅（Anna Chan Chennault，1925年6月23日— 2018年3月30日），华人华侨领袖、社会活动家、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祖籍广东佛山市南海区，1925年6月23日出生于北京。早期在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工作，是中央社的第一任女记者。后来成为中国空军美籍志愿大队的指挥官陈纳德的太太。她在二战后一直都在美国政坛活跃着。陈香梅教育基金会董事长、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顾问、中华全国妇联名誉顾问、中国国家旅游局特别顾问、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电视部高级顾问、《中国电影电视艺术家辞典》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海南大学名誉校长。2018年3月30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华盛顿家中逝世，终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