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女孩自述：我的后妈是维族人！

我和这家河南人是邻居，故事完全真实。他们家在2000年左右，我们农场唯一一家维汉组合家庭，也是最幸福的家庭。故事采用当事人口述的方式，更有助于表达。下面就是小雨的口述。

我第一次见那个女人，是在我爸的货车上。

那天他跑完长途回来，副驾驶上坐着一个裹头巾的女人。我站在院子门口，看着我爸跳下车，绕到另一边，伸手扶她下来。那双手我在记忆里搜刮了一遍，没见过这么小心翼翼的姿态。

“小雨，这是阿依古丽。”我爸搓着手，眼角的皱纹堆起来，“以后就是咱家人了。”

我没吭声，盯着那个女人的脸。她四十岁上下，眼窝很深，皮肤比我们农场的汉族人黑一些，颧骨上有两团被风沙磨出来的红。她冲我笑了笑，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点了一下头。

我妈死了三年。我爸跑运输，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百天在路上。我在农场吃百家饭长大，衣服是邻居婶子缝的，头发是自己拿剪子铰的，作业本是用完正面用反面。我习惯了没人管的日子，也习惯了不让人管。

那天晚上，阿依古丽做了饭。拉条子，羊肉，皮芽子炒得喷香。我爸吃得满头大汗，连说好吃好吃。我把碗一推，进了自己屋，门摔得震天响。

隔着门板，听见我爸叹气：“这孩子，让我惯坏了。”

女人的声音低低的，隔着门板听不真切，像是风穿过胡杨林的动静。

我爸在家待了三天，又走了。

走之前他把我拉到一边：“阿依古丽不是外人，你得喊妈。”

我扭过头去。

他叹口气，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塞给我：“听话。”

我没要他的钱。等他车尾灯消失在农场土路的尽头，我把那两百块钱拍在堂屋桌上，转身回了自己屋。

那天下午，阿依古丽敲我的门。敲了三下，很轻。我没应。又敲了三下。我把被子蒙到头上。然后就没了声音。

晚上我饿得受不了，推门出来。灶台上扣着一只碗，揭开是一盘拉条子，拌好了菜，还温着。我站在灶台前愣了一会儿，把盘子推进碗柜里，回屋接着睡。

第二天早上，又是一碗扣着的饭。

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

我不记得自己多久没吃上热乎的早饭了。我妈活着的时候，也不会做饭。农场的地要种，棉花要拾，鸡要喂，她比男人还忙，能把馒头蒸熟就不错。后来她病了，躺在床上，连馒头也蒸不了了。

第五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在灶台边等着。

阿依古丽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跟她第一天来的时候不一样，眼睛里有东西亮了一下。

她汉语说得不好，磕磕巴巴的：“吃，吃饭。”

灶上煮着一锅苞谷糊糊，案板上摆着馕，还有一小碟蜂蜜。农场没人吃这个，蜂蜜太贵，都拿去卖钱。我不知道她从哪儿弄来的。

“吃。”她把馕掰成小块，递给我。

我接过来，蘸了蜂蜜，咬了一口。她在旁边看着，又笑了。

我爸每个月回来三四天。每次回来，货车里都塞得满满当当。

给我的是新衣服、新书包、课外书、学习机。给阿依古丽的是头巾、裙子、擦脸油、治风湿的药。给我爸自己的，是一张疲惫的脸和两条灌了铅的腿。

他把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掏，我和阿依古丽站在旁边接。接到最后，箱子空了，他直起腰，看看我，又看看她，嘿嘿笑。

“咱家小雨呢？”他问阿依古丽，“最近听话不？”

阿依古丽点头，说出一串维语。我爸听完，转头看我：“她说你最近帮她干活了，洗碗，喂鸡，还帮她择菜。真的假的？”

我低下头，用鞋底蹭地上的土。

“行啊闺女，长大了。”他拍拍我的肩膀，手掌粗糙得像砂纸。

那天晚上，阿依古丽做了一大桌子菜。我爸开了一瓶酒，喝得脸红红的，话也多起来。说他在路上见的新鲜事，说哪个服务区的饭好吃，说哪条路又修了，说今年运费涨了，明年争取多跑几趟，攒钱翻盖房子。

阿依古丽听不懂，就笑着看他，给他添茶，给他夹菜。我坐在旁边，低头扒饭，耳朵竖着听。

说到最后，我爸舌头大了：“小雨，阿依古丽是个好人，你得喊妈。”

我把碗放下，进了自己屋。

门没摔。但还是关上了。

隔着门板，听见我爸叹气。听见阿依古丽低低的声音，还是那种风穿过胡杨林的动静。

第二年开春，我爸又跑长途去了。

那段时间农场不太平，有人在周边转悠，偷鸡摸狗的。晚上阿依古丽把我的被褥搬到她屋里，指着炕头：“睡，这儿。”

我不去。她也不强求，只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把我的门从外面锁上，第二天早上再打开。

有一次我问她：“你锁我干什么？”

她想了半天，找着词了：“怕，怕你丢。”

我说：“我又不是小孩子。”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后来我想明白了，那是我妈死后，再没人在看我的时候用过的那种眼神。

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起高烧。浑身烫得像火炭，头疼得想撞墙。阿依古丽吓坏了，背起我就往场部跑。

农场没有医院，只有个卫生所，在几公里外的场部。她一个女人家，背着我一个半大孩子，走一阵跑一阵，天黑路不平，她摔了两跤，膝盖磕破了，血顺着裤腿流下来，她也不停，也不喊疼。

卫生所的老大夫把针扎进我血管的时候，天都快亮了。阿依古丽坐在病床边，攥着我的手，一直没撒开。

我烧得迷迷糊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醒来的时候，她还坐在那儿，攥着我的手，头一点一点地打着瞌睡。晨光照进来，照在她花白的头巾上，照在她膝盖上那块干涸的血迹上。

我盯着那块血迹看了很久。

她醒了，看见我睁着眼，第一句话是：“疼不疼？”

我摇摇头。

她笑了，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戈壁滩上干裂的河床。

“饿不饿？”

我点点头。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馕，掰成小块，一块一块递给我。我嚼着馕，咸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给自己准备的干粮。她怕我饿，一晚上没舍得吃。

我爸回来那天，我正在院子里帮她晾衣服。

她把洗好的床单递给我，我接过来，抖开，搭在绳子上。阳光把床单晒得发白，风把床单吹得鼓起来，我们俩在床单两边，一个递，一个接，谁也没说话。

我爸的车停在院子门口，他跳下来，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

“小雨，”他突然开口，“叫妈了吗？”

我没吭声。

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我以为他要骂我，没有。他看着我，眼眶红了。

“你知不知道，你发烧那晚，她背着你跑了多远？七八公里！她膝盖磕成那样，第二天瘸着腿还给你做饭，一口没让我告诉你。”

我还是没吭声。

“你知不知道，她攒了半年的鸡蛋，都给你吃了？她一个没舍得吃。你知不知道，她给你做的那条棉裤，是她把自己的棉袄拆了，拿里头的棉花絮的？她自己在屋里冻得直哆嗦，说她不冷。”

我的鼻子开始发酸。

“你知不知道，你妈……你亲妈死的时候，你才九岁。这三年多，谁管过你？谁给你做过一顿热乎饭？谁给你缝过一件衣裳？谁半夜起来给你盖过被子？”

我的眼泪下来了。

“现在有人管你了，”他声音哑了，“你还不叫人家一声妈？”

我抬起头，看着阿依古丽。她站在床单那边，头巾被风吹得扑扑响，脸上挂着那种我看惯了的笑，小心翼翼的，像是怕惊着谁。

我张了张嘴，那个字卡在嗓子眼里，怎么也出不来。

她把床单撩起来，走到我面前。伸出手，用手背擦掉我脸上的泪。她的手粗糙得很，跟我爸的手一样，都是被生活磨出来的。

“不哭，”她磕磕巴巴地说，“不哭，妈妈在。”

我愣了一下，看着她。

她又笑了，这回眼睛里没亮东西，全是水光。

我爸每次跑车回来，都会给我们带礼物。

他给阿依古丽带过一条红头巾，她一直没舍得戴，压在箱子底。给我带过一双运动鞋，我穿到鞋底磨破也没扔。

有一回，他从乌鲁木齐带回来一个相框。玻璃的，边上镶着金色的花纹。他把相框放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里面夹着一张照片。

照片上，我爸站在中间，左手揽着阿依古丽，右手搭在我肩膀上。阿依古丽戴着那条没舍得戴的红头巾，我穿着那双快磨破的运动鞋。我们仨站在院子门口，背后是我爸的货车。

阳光很好，照得我们仨都眯着眼。

后来我爸又跑了无数趟长途，带回来无数样东西。但那个相框，他一直没换过地方。

再后来，我考上了县城的中学，又考上了乌鲁木齐的大学。临走那天，阿依古丽往我包里塞东西，馕，蜂蜜，煮鸡蛋，塞得拉链都拉不上。

“够了够了，”我说，“装不下了。”

她不听，又塞进去一包巴旦木。

车来了，我上了车，她站在路边，朝我挥手。头巾被风吹得扑扑响，跟那天在床单后面一模一样。

车开出去老远，我从后视镜里看见她还站在那儿，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小点，消失在农场土路的尽头。

我突然想起来，这么多年，我好像从来没当面叫过她一声妈。

毕业后我留在乌鲁木齐工作。有一年秋天，我爸打电话来，说阿依古丽病了。

我请了假，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又倒了两趟班车，赶回农场。

她躺在床上，瘦得脱了形。看见我进来，她眼睛亮了一下，挣扎着要坐起来。我快步走过去，按住她。

“别动，”我说，“躺着。”

她看着我，还是那种笑，小心翼翼的，像是怕惊着谁。

我在床边坐下，攥着她的手。那只手干枯得像冬天的树枝，跟小时候攥着我的那只手不一样了。

“妈，”我说，“我回来了。”

她愣了一下，眼睛里的水光漫上来，漫上来，终于溢出来，顺着颧骨上那两团被风沙磨出来的红，流了下去。

窗外，我爸的货车轰隆隆地开进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