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 | 我在武汉棉织厂设计床单（上）

原创 王荫琴

1969年，从武汉纺织工业学校美术班毕业的我学非所用，分配到武汉国棉一厂前纺车间任记录员。因有美术特长，常调出车间画宣传画，办展览、墙报，还曾调入样板戏剧组画舞台布景兼扮演一般角色。

调入武汉棉织厂

1979年初，传来专业对口的消息，但需考核美术。于是我利用周末、班余时间在家里画素描、色彩，抓紧提升绘画水平。我先生刘忠源早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理所当然成了我的指导老师。

数月后，我和同厂及其他厂同学同时参加考试，地点在位于硚口的武汉棉织厂。该厂厂长彭树立为主要主考人。考试内容画一幅床单色彩稿。

最后我和同厂通过审核的两位同学选入武汉棉织厂。其他厂同学分别去了武昌手帕厂、武汉毛巾厂、东方红床单厂、新华丝绸厂、武汉染织厂（后改为武汉绒布厂、再后改为第三印染厂）。

据《武汉市志·工业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记载，清末及民国时期，武汉地区生产的是传统土布床单及白底蓝花素色床单。1920年有武汉贫民大工厂使用木质机生产床单，在质量上比土布床单有所提高。20世纪40年代后期，武汉市生产床单的有92家私营小厂，生产各种颜色的条子或格子床单。武汉解放后，有益中、大成被单围巾厂在木质机上生产各种规格的印花、格子床单，市场销路较好。

1957年，始建于1954年的武汉棉织厂（原位于硚口区硚口路）在扩大毛巾生产的同时，根据市场需要，决定发展床单生产。1957年，武汉棉织厂从上海购回床单机24台。1958年，将益中、大成被单围巾厂的被单部分并入武汉棉织厂，经过扩建厂房、更新设备，逐步发展成为生产床单的专业厂。1978年，武汉棉织厂开始向生产床单专一产品转向。

我们三人于1979年8月调入位于硚口的武汉棉织厂时，毛巾还没完全停产，但量已很少。不到一年，毛巾完全停产，专一生产四尺半机械床单和完全机印六尺床单。

棉织厂之前的印染工艺是学上海的方法，床单印花在热台子上操作，工人醮颜料刷到锌皮雕的印花板上印花，后来改为人工抬大丝网印框，比锌皮印花效果好。我第一天进设计室，很诧异，室内很暗，白天也开着电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正俯身在巨大的画板上画着床单花卉。后来知道她名王婷，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国画系。还一位老设计人员，名罗会勋，毕业于上海美专。另两位年轻的设计人员也是纺织工业学校美术班同学。我们三人来前还有位刚调往武汉棉织公司的前辈——毕业于中南美专油画系的蔡宏坡老师。此外有描稿师傅董玉珍（以后又调来江道芳）。管理设计室的是副总工程师谭萍、一位容貌出众的中年女士，大家称她谭总。

绘制床单花样既费脑力也费体力，被称为染织设计里的重工业。画前，在床板大的“巨型”画板上裱好画纸，再把拷贝纸粘成大张覆在画纸上，用铅笔在半透明的拷贝纸上仔细画出设计花样的线描草图。草图完成后，用铁笔尖描草图。描时腕下使力，让草图花样的每根线条都刻印在画纸上。描完后取掉拷贝纸，按照画纸上凹痕的轮廓正式着色。这种画法避免了铅笔黑迹影响色彩的鲜明。

床单设计先画小样（小画稿），小样通过了厂部评审，画大样（大画稿）。一般每月审样一次（花色特别复杂费时间的大样略为推迟），上月审样未通过的小样，重新设计参审，通过的小样放大画成大样参审；上次审样提出修改意见的大样修改后参审。通过最后评审的大样才能投入生产。投入生产的大样，先由描稿工把大胶片（菲林）覆在画面上，描成黑白胶片稿（几套色描几张胶片）。描好的胶片送到制版室，制成丝网印花版框后，再送到车间投入床单花色的印染生产。这中间设计人员还需把自己画稿使用的颜色画成小色块交给调色室，以便调色技师调出与画稿色彩相同的染料。

作者在武汉棉织厂工作照

审样是设计人员最紧张的时候，一是设计人员的构想有时和审样要求相左；二是评审通过，欢喜。通不过，一个月辛苦白费。

画稿能否通过评审，关键在彭树立厂长。彭厂长工作有魄力，但严厉，训人不留情面。大家都怵他。有次别科室的小张说，刚才路遇彭厂长，想避开，忽见彭厂长对她咧了一下嘴，令她“赫”（读二声，意思：吓）了一跳”。原来不苟言笑的彭厂长本意接受群众意见，遇见职工笑笑，孰料笑得别人“太不习惯了”。

每次审样，大家提意见，最后拍板是彭厂长。大多时候，我们听从修改意见。偶尔自觉构想特别好，又不甘心舍弃。有次审样，彭厂长要我把侧向花朵改为正向。可我为了整组花的生动多姿有意为之，便委婉地表达我的想法。厂长不认可，我以沉默相持。我的固执令彭厂长意外又生气，厉声道：“我审样还是你审样”。我又急又尴尬，眼泪涌了岀来，依然坚持。谭总试图缓和紧张空气，同事吓得拉我衣角，大家都为我捏把汗。孰料彭厂长意外的没大发脾气。我的设计保持原貌。

我的第一幅作品是四尺彩条床单《宫灯彩条》，色调素雅甜美，出厂前先获医务室医生们喜爱；画的第二幅作品是六尺床单《白云黄鹤》。设计构想是在当时受市场欢迎的“四菜一汤”形式（床单传统花样：中间一大组花卉，四角各一小组花卉，偶尔加上边花。设计人员戏称“四菜一汤”）上略加创新，于成簇花卉中加上白云缭绕的黄鹤楼和展翅翱翔的黄鹤。

首次画床单花样很吃力，为画好黄鹤楼，除了参考各种角度的黄鹤楼照片，还从长江一桥武昌桥头堡上到蛇山，近距离观察黄鹤楼。下班路上，晚上躺床上都在琢磨。画的过程里反复审视反复修改。设计室同事笑说：“王荫琴画床单，不到审样前一秒钟不停笔”。床单《宫灯彩条》和《白云黄鹤》投产后同时于1980年获纺织工业部优良奖。首次设计的产品获奖令我深受鼓舞。此后我的设计作品年年获奖，且获奖级别逐年提高。

作者的获奖证书和当时的报道

写生时遇见李先念主席

武汉棉织厂（武汉床单总厂）1979年至1982年隶属于武汉市棉织公司，1982年至1997年隶属于武汉市纺织工业局（棉织公司各地叫法不同，上海叫巾被公司，有的叫复制公司。武汉棉织公司除了管理武汉棉织厂，还管东方红床单厂、武汉毛巾厂、武汉手帕厂、一度还管丝绸厂，线厂，袜厂等一些小厂。其中以武汉棉织厂最大。）

早期的巾被行业在纺织系统属较小行业。棉织公司经理肖运炎与纺织部生产司司长朱仲山合作，为武汉巾被行业的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尤其朱司长举办全国巾被产品图案设计评比会，大大提高了巾被行业的地位。

每当有纺织部、省、市各级各项重要评比，除了设计人员平时的优秀作品参评，棉织公司等主管部门会组织学大庆模式的“大会战”。从武汉棉织厂（武汉床单总厂）、东方红床单厂、武昌手帕厂、武汉毛巾厂等各厂抽调设计人员集中画花样。床单设计是重头戏，有次还邀请两位湖北美术学院老师参加。床单花样画幅大，一笔一笔非常细致。画了几天，年龄稍大的教授累病了，先行回校。

在自我提高业务水平的过程里，设计前辈的经验令我受益。蔡宏坡老师毕业于中南美专油画系，汉阳毛巾厂的余竹青曾就读广州美院附中。他们扎实的绘画功底，为当时床单设计毛巾设计带来更具绘画感的艺术风格。尤其蔡宏坡老师的作品《山茶花》令我眼目一新。听蔡老师说过：“《山茶花》床单的花，是在昆明植物园写生的素材，直接搬上床单花样，大小一样。山茶花有明暗投影，所以有立体感。这在床单上很少见，群众欢迎。当时长江日报把武汉棉织厂誉为‘中南一枝花’。”武汉广播电台还曾采访蔡老师并予以报道。

学习设计前辈把绘画的明暗投影手法用于印染设计，让床单花卉立体鲜活。但床单设计受印染工艺限制，一般限定八套色，画时没纯绘画自由。因此我们设计时还得同时掌握特殊的表现手法，去体现床单花样的绘画艺术。如利用点、线疏密粗细的变化代替国画油画的晕色，去描绘花、叶、景物的冷暖、明暗、虚实，表达出床单花卉、景物的立体感和鲜活的质感。

此外，设计人员要创作优秀的作品，得坚持不断地提高绘画水平和收集设计资料。外出写生花卉风景便是重要方式。我们进武汉棉织厂前，设计前辈曾向厂领导提出设计人员每年外出写生的要求。1980年纺织部生产司组织四大行业（印染、复制，色织，针织。）在全国调研，制定“纺织工作设计工作条例”，其中规定设计人员每年有一定时间外出写生。因此每年春、秋两季，设计室人员分为两批，一部分留厂工作，一部分去外地写生。

我也曾背着画夹和同事去各地写生。杭州玫瑰、菏泽牡丹、青岛的海浪、阳朔的山水、九寨沟的海子、刘三姐塑像前的对歌、泰山顶磅礴的日出……一一扑入我们的画面，为我们的设计增添色彩和意境。

写生素描花卉，我们力图表现花叶的结构、质感和立体感。画叶子时，借鉴蔡宏坡老师的绘画技法：用炭精铅笔画好叶子外形，再利用铅笔尾端木质的硬度，按叶脉走向“划”出凹痕。最后用炭精笔头涂叶面的明暗，凹痕便自然留白成叶脉。这样画出来的叶子特别生动。回厂后，这些生动的美便移居我们的床单花样。

作者80年代杭州写生工作照和花卉图样设计

去外地写生，快乐也辛苦。每天从早到晚坐在太阳下绘画。时常饭也吃不上。在九寨沟写生，第一天清晨带俩住店蒸的馒头出门，以后连续几个早晨店家没动静，只好饿着肚子出门。有一天，我坐在地里画远处山峰悬瀑，中午了，好饿。低头洗笔时，见地面露出纤细叶片，似胡萝卜叶。同事过来看，也觉得像，结果真挖出胡萝卜。没水洗，用削笔刀削掉带泥的外皮就吃。刚咬一口，稍远处几位藏族妇女向我们打招呼。心想糟了，这可是人家的菜地。同事说没关系，付钱购买。几位藏族妇女边招呼我们过去，边挖出一堆大大的白萝卜、胡萝卜递给我们，说我们刚才吃的胡萝卜没水分。果然，她们的萝卜又脆又甜又多汁。我们付钱，可她们腼腆地笑着，坚决不收。当天的中餐解决了，晚上回到住店，把带回的萝卜分给另两位同事，俩人边吃边赞。第二天，他俩特意找去我们头天画画的地方。没见着藏族妇女。刚走进菜地，跑来几个十来岁的孩子，吵吵嚷嚷地拉扯他俩，“罚款”。他俩好不容易才狼狈地跑出来。令我们好笑又感叹。

遗憾那批去九寨沟写生的风景画中，我最喜欢的水粉写生《水车房》参展汉阳区美展后不知所踪。

在九寨沟写生前中为作者

我们外出写生令厂里职工羡慕，有了“设计人员游山玩水”的议论，厂长大约也有点想法。去杭州写生时，彭厂长派张守海股长随我们同行（1981年股室改为科室)。那是在杭州玫瑰花圃里写生，每天清晨我们坐在馨香的花圃里画玫瑰，一直画到傍晚。炎炎烈日下，汗水湿透衣衫湿了笔下的画纸，痴迷的我们忘了酷热忘了饥渴。画着画着，花叶上的露珠消失了，半含的花苞缓缓舒展、盛开。我们个个晒成非洲人。张股长被我们感动了，请我们晚上去杭州大剧院看粤剧《红娘》。

回厂后逢人便夸我们辛苦又敬业。“游山玩水”的议论渐渐消失。有时我们也在市内写生，八十年代市内花少，汉阳公园有一个小花圃种有几十株牡丹。但当时信息不灵，牡丹花期短暂，每年牡丹开花的三月，我们不是去早了就是去晚了。只有机会画菊花，菊花花期长。

1985年秋天，我和设计室同事去磨山菊圃写生。我选定一株“大光明”，坐下。构好轮廓，涂上明暗、投影。正要作画面整体收拾，恍惚听见说话声，没在意。可声音越来越清晰，好象是对我说话。一抬头，好多人，后面还有一长列。人群中长者居多，个个气度不凡。全都微笑着看着我。居中长者好面熟，轩昂睿智，这不是国家主席吗！比报纸和屏幕里的形象多了蕴藉的风范，多了一份慈蔼平易的亲和。

“写生呵？”李先念主席笑着说。

“是！写生！”我急忙站起来。

“你是哪个学校的？”李主席又问道。

“毕业多年了，现在棉织厂做美术设计。”我回道。

说话间，有光亮一闪一闪地融在阳光里，一位高个男子举着相机前后左右地拍摄，然后又忙忙地弯下腰去，在我刚画好的菊花右上角撕下一小片，问过我姓名和单位便匆匆写在那片纸上。人群中有位长者和蔼地告诉我，那男同志是什么社的记者叫什么名字，可我没听清。因我正“腹嗔”那位记者：怎么随便撕我的画。

太阳西斜，我们收拾好画具走出菊圃，发现周围静静的没一个行人，不知是否戒严了，唯独照顾我们几位画画的人。

几天后回单位。一进办公室便见同去写生的甄海滨正绘声绘色地述说遇见李先念主席和主席同我说话的情景。大家见我进门，笑指着报上登载李先念在磨山的文章和照片：“怎么没有你！”

作者介绍：

王荫琴，网名草月儿。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诗词学会会员，湖北省楹联学会会员、武汉市作家协会会员、市诗词楹联学会会员，高级工艺美术设计师。

文学作品分别刊载各级刊物并入选各级专著。散文、诗词数次获全国文学大赛等级奖。新诗《武汉的月亮》入选由湖北省作家协会、武汉市委宣传部和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举办的（第五届）地铁公共空间诗歌征文，置于武汉市四号地铁园林站。出版少儿图书四套。

美术作品获国际博览会金奖，获部、省、市等各级大奖三十余次。曾被评为武汉市首届优秀创新设计工作者、武汉市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武汉市先进妇女人才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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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田联申责编：力 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