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康：给儿子讲睡前故事，把我“逼”成了科幻作家

用中国的方式想象未来

——中国科幻作家自述 | 王晋康：我的大半生

王晋康，中国科幻银河奖终身成就奖与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他的代表作品《亚当回归》《生命之歌》《七重外壳》等兼具工科的严谨与人文的深度，为读者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与人性交织的窗口。2024年，《水星播种》入围雨果奖最佳长中篇小说，成为继刘慈欣《三体》后又一部引发全球关注的中国科幻作品。

一

1947年11月24日，我出生于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还多少品味过战乱的味道。据母亲讲，一次逃难途中，在一座桥上正好碰见士兵交火，当时一岁左右的我也知道害怕，钻到母亲怀里一声不吭。好在战乱不久结束，我才能有一个清贫但平静的一生。

将近6岁时，母亲带我去上小学，但招生老师说我年龄不够，坚决不通融。记得那个学校临街教室的窗户很高，无法看到室内情况，只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至今记得一个儿童的失落感。这件小事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如果那年能够入学，“文革”开始时我就已经是大学生了，此后的人生之路很可能走出另外的轨迹。

我从小内向木讷，不像一个聪明孩子，也从没自认聪明。但上学后，小宇宙爆发，成绩优异，绝对的全年级第一名。小学时的班主任是冯国亭老师，非常欣赏我。然而不久，我就尝到了生活的苦涩。那个年代，小学四年级有一次升学考试，叫“初小升高小”。假期之后，我兴冲冲地去报名，在招生榜上却找不到我的名字，它竟然落在“备取生”栏中。原来那年暑假期间开展“反右”运动，我所在的实验小学所有“出身不好”的学生全部没被录取，只有少数几个学习优异者，在班主任的苦苦哀求下才被放到“备取生”栏里。我就是被冯老师苦苦保下来的。

我当时哭着回家，发誓不再上学。冯老师派人来找我，后来与我见面时，她黯然地说：“有些事你长大就懂得了。”最终，我还是去上学了，才有了现在的人生。我一生铭记着冯老师对我的恩情，每年都会去探望她。而冯老师也一直关注着我，常常把有关我的报道收集起来，在我探望时拿出来自豪地展示。我离开家乡后，每年春节总会给她打一个电话。直到有一天，是她家保姆接的电话，说冯老师已经去世几个月了。她也许是怕我麻烦，没让孩子通知我，让我憾失与她告别的机会，从此天人相隔。

此后直到初中高中，学业上虽然没有小学那样的绝对优势，但我仍然处于“不说自己第一，但没人敢说我是第二”的程度，且文理全优，仅体音美三科一般。平面几何是最能考验学生智力的，我是绝对的全班第一。有次期中考试一时疏忽，平面几何得了80分，期末考试得了100分，教几何的崔老师给平均成99分。那天和一个酆姓朋友去崔老师那儿领作业，朋友开玩笑地吐槽：“他的80加100平均成99分，崔老师您是咋算的？”崔老师付之一笑：“那也要看实际水平嘛。”多年后，我在火车站偶遇崔老师，崔老师问我现在干啥，我说是木模工。崔老师又问一句：“木模工程师？”我说：“不，是工人。”两人相对唏嘘，直到分别没有再说话。初中时代非常赏识我的还有教代数的刘毅谦老师。我在列方程时常常追求最简形式，刘老师也常在作业本上批一个“好”字再加三个大大的感叹号，这样的奖励逗得我更加用心去标新立异。但这个嗜好也吃过亏，有次期末考试是另一个老师改卷，他看不懂我的最简方程，虽然结果对，但他把这题给判了零分。当然，分数最后还是改过来了。电影《后天》中有一个情节，那位天才儿子考试不及格，因为老师看不懂他的思路，这事情就曾真实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虽然自认是理工男，数学、物理最棒，一生的理想是当工程师或科学家，但文科也是拔尖水平。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陈镜茹、高中时的语文老师陶然，都是学校的语文权威，作文给分极严，但我的作文在他们那儿都得过历史最高分，常被当作范文宣读。陶然老师曾问我写作文的个人诀窍，我说只有一条，就是多读书。他深以为然。我父亲是二级教师，月工资100多元，在当时属于高薪阶层了，虽然养活一家七口仍显支绌。不过相比同龄孩子，我已经很幸运了，家中尚有余钱为我定购《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刊物，这是我获得的最初的文学营养。我大姐当过一所中学的图书管理员，小学毕业后的那个假期，我整天都窝在图书馆里，逮着啥看啥，《聊斋》《红楼梦》也半生不熟地看下去。那是我人生第一个阅读高峰（后面两个高峰是大学期间和写科幻之后）。阅读书籍中包括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尤其是《海底两万里》 《神秘岛》等，这些作品为一个眼界狭窄的小城市孩子描绘了完全陌生的奇异世界。虽然当时科幻只是我阅读的很小一部分，但没想到这颗无意播下的种子会在我45岁那年发芽。

1966年夏天，高中毕业考试后，我作为数学课代表去领全班的数学作业，准备升学考试，却意外得知高考暂停，要开展一个运动，为期两周。其后延长到两月，再后是两年。1968年知青下乡，我被分到南阳市新野县五星公社抗大农场，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知青生涯，也遇上了一生挚爱，相濡以沫至今。妻子在“文革”开始时是初三学生，我是高三学生，后来下乡到同一农场。有一次给砖窑出砖，女生们大都是每趟抱三四块，而她却总是背十块。我看不过去，悄声告诫她不要这么拼命，这成了我们恋情的开始。其实我干活比她更生猛，下乡第一天挖堰塘，我用断了两根锹把，手上的泡磨烂了，鲜血顺着锹把流……

1971年，我被招工到南阳市南召县杨树沟铁矿，算是把“上山下乡”走完整了。那时新工人抢着干采掘工，因为这个工种是“双60”（60斤口粮60元钱），对农村来的新人很有诱惑力。而我却选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技术工种——木模工，学徒期长达三年，工资每年递增2元，从21、23到25元，仅够糊口。之后，矿山送我到南阳技术最牛的柴油机厂去学习。木模工是高技术工种，制作一件大型木模时，往往要对着图纸琢磨两三天，把它吃透，对工件如何分模、如何拼接心中有了数，才能动工。我的理工男背景在这时大放光彩，很快成了同辈学徒中的佼佼者，甚至超过了上一辈的师兄。学徒期满，我也就被柴油机厂留下来，没有再回矿山。等我上大学前，我已经能做出最复杂的叶片模型了。

然后就是结婚、女儿出生，正准备就这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地过下去，这时候国家恢复了高考。经历了这些年的坎坷，我上大学的心本已经凉了，后来在一位龚姓朋友的劝说下才勉强报了名。在当时的时代氛围下，工厂还是大力支持的，给了两个星期的复习假期。书本早就丢了，好容易才在同学群中凑齐，几个人轮着看。高中知识也早在下乡三年中就着黑窝窝吃了，才翻开书本时两眼一抹黑。但毕竟当年学得扎实，从头到尾看一遍，所有知识都归了位。1977年不公布高考成绩，我不知道自己考了全市第一名，但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左等右等，才等到一个焦作师院大专班的通知，失望之下我没有去报到，决心以自学来取得大学文凭。此后，我的木模图纸架上也贴着高等数学的公式。几个月后就是第二次高考，又是在龚姓朋友的劝说下勉强报了名。这次工厂不再给复习假期，我凑了四个轮休日，把所有理科课本匆匆翻一遍，就上了考场。

高考成绩出来后，妻子代我去查分，办事员问她大致分数段是多少，以方便查找。妻子说：“听说是400多分？”办事员撇着嘴说：“考300多分的人都不多，哪来400多分？”后来一查是412分，全市第二名，顺利地考上西安交通大学。不过，多少年后才听一位木工师兄说，其实我第二次高考时的“顺利”是有原因的，当时工厂党委书记吴传璧对办事人员说：“你们查查王晋康家里到底是什么成分，如果问题不大就放他走吧，是个人才，别耽误了。”我不知道这位师兄的话是否真实，而且只是孤证，没有第二个人说过。不过依时势推测，应该是真实的。可惜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吴传璧老人已经去世，不能当面致谢了。

本文作者和夫人

二

从1966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迈入西安交通大学的大门，时隔12年。人生最富激情最富才华的12年啊，就这么柴米油盐地混过去了。这是我一生最为抱憾的事。所以入学之后，我们那一代老三届大学生的学习狂热是后来的孩子们不能理解的。我中学学了6年俄语，到大学从ABC开始学英语。一年内我的成绩突飞猛进，以至于英语老师奇怪地问我：“你成绩这么好，为啥要上英语慢班（当时英语课分快慢班）？”当然，这样突击学的英语是基础不牢的，再加上之后用不上，很快就又还给老师了，这是后话。

不幸的是，因为学习之弦绷得过紧，一下绷断了，我患上了非常严重的失眠症和习惯性腹泻，尤其是失眠症，厉害时简直是生不如死，记忆力也急剧衰退。无奈之下，只好彻底放松学业，只在上午听听课，下午基本就是游泳、打篮球。说个小花絮，记得当年我们系的篮球场上，下午打球的经常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我，一个是同级的一位天才小子高华健，我是因病不得不放弃学习，他是因天才而不必学习，每天玩着照样是全班第一。高华健后来去了美国，成为世界著名的力学专家，并为国内培养了不少人才。不久前，他从美国归国的新闻还上了热搜。

即使在身体崩溃的情况下，内心深处的自律仍然在鞭策着我：既然不能在专业上拼搏了，总要做点别的事情吧。那时，国外的优秀文学作品已经大量译介到国内，我这个理工男开始狂热地阅读。学校图书馆内的所有文学杂志一期不落，也包括杂志之外的世界名著。由于看得太多太杂太急迫，再加上记忆力严重衰退，我已经回忆不起当年读过的作家、作品。但阅读积累还是很明显的，比如，我就是从那时开始，把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喜爱更多转向对西方近代文学的喜爱。2023年我的文集出版时，我第一部赠书就是赠给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以感谢当年它对我的文学浇灌。

阅读之余，我也认真开始创作，当时写的还不是科幻，而是现实主义作品，有一篇《野蜂》获得学校征文奖小说类头奖。评委对我说，这篇作品的水平与其他投稿相比高出几个数量级。后来，我写矿山生活的一个短篇《琥珀》被同学的哥哥（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看中，说：“你不要尝试发表了，我给你拍电视剧。”可惜这件事最后没有成功，如果这个电视剧拍摄成功，也许我会走上另外一条人生之路？人的一生都是由很多偶然所构成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石油部第二石油机械厂，从事石油机械设计。我曾半是玩笑半是心酸地对妻子说，从大学严重的失眠症之后，我的记忆力严重衰退，实际只剩下半个脑袋，是个残废了。不过，这半个脑袋用于比较狭窄的领域时还是颇为管用的。当时，我所在的工厂急需大吨位特种车辆，但工厂原来没有任何汽车方面的技术积累，底盘是从美国购买的，价格昂贵且故障频发。工厂上下都知道特种车底盘必须国产化，但没人敢出来挑头。我本人并非汽车专业，凭着对美国底盘的组装经验，再依靠一本中专程度的《汽车设计》教材（大学教科书过于理论化，反而不实用），借着出差机会主动到各汽车部件厂调研，最后向工厂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开发方案。在方案讨论会上，主管铸造工艺的孙副总拍了板：“大不了这60万研制费打水漂！”此后两年，我带着两个徒弟，从零开始，开发特种车底盘，最后试车一次成功，其性能超越美国同类产品，而价格只相当于几分之一，基本就是当时人民币同美元的比值。这些产品在30年后还是工厂的拳头产品之一。

开发过程中的艰辛就不说了，那时我每天泡在车间里，为了节约时间，常常在家就穿上油腻的工作服，进厂后直接去车间。有人疑惑地问我妻子：“那个上班时老和你并肩走路的民工头是谁？”这在厂里传为笑谈。开发中也曾与清华大学汽车系和西安公路学院汽车系的教授合作，但我可以自豪地说，图纸中几个重要错误我都是先他们一步发现的。图纸错误一旦变成产品是无法修改的，只能回炉重造，而我的细心避免了工厂的重大损失。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合作者虽然经验丰富也很负责，但毕竟只是参与设计方，而我是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我的“孩子”身上了。在样车生产最关键的时候，妻子因体弱休克，我在把妻子送到医院后，还不耽误晚上去车间加班。

除了设计上的成功，我另一点本事也是其他工程师很难比肩的，就是善于迅速排除实际施工中的故障，这在车间中成为传奇。要知道，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在工人怀疑的眼神中，要从几千个零部件里尽快判断出故障所在，绝非易事！这点真本事赢得了工人们的真诚尊重。有一次一台底盘在试车时乱挡，装配车间最牛的技师解决不了，求教于我。我分析了气路图，判定是某个气路换向阀有问题。那个阀装在发动机下，在发动机已经就位的情况下非常难以拆卸。技师钻到车下亲自动手，好不容易拆下来，检查没问题，装上后故障仍旧。我再次分析，确认只可能是它的问题，还得麻烦技师再来一次。一般情况下，工人这会儿就要对工程师“开炮”了。但由于我在车间的威望，技师二话不说，再次钻到车下拆下它，仔细检查，结果是阀芯上沾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密封胶带碎屑。另一次，大港油田反映我厂大型修井机的进口发动机功率不够。该油田机动处一向管理比较严格，所以我去油田服务前也是惴惴不安。到了现场，启动发动机，我用手抬抬油门拉杆，发动机功率轰的一声就上去了——原来只是气动顶杆的调整不到位，拧两圈螺扣就可以了。此后，机器有了问题，他们总是指名让我去。

等我写科幻后，经常有采访者问我：“你的工程师经历对你的科幻创作有没有影响？”我总是实话实说：没有直接的影响，但在工程师生涯中锻炼出的严密思维和敏捷反应，那种善于从千头万绪中一下找出关键点的思维方式，还是对创作很有用的。

一次，工厂里一位姓宿的朋友和我深谈，说：“你这样的人可惜是落在普通工厂里了，如果去研究导弹飞机，一样会成功！”我对他的话很感动，没想到一个技术圈外的人真正认识到我的价值。可惜我作为技术精英在赚钱上却十分低能，怀揣着技术金饭碗却一直受穷，这与当时国营企业的分配体制有关，也与个人特质有关。时间长了自然会有一些愤懑在胸，我的小说《黄金的魔力》中，那位主角工程师曾经是道德精英，最终却在这种愤懑中堕落，其身上就有我的影子——不同的是我没有走到堕落这一步。这种状况直到我的科幻小说卖出影视版权后才有改观。

除了不善于挣钱，我也不擅长人际关系，因为性格耿直，我得罪过不少人。那时年轻气盛，眼里容不下沙子，曾在研究所文件柜上公开贴着两行字：“王郎原非池中物，肯与鳖虾共池游！”晚年性格渐趋平和，再想起这副对联也只有摇头，觉得年轻时太狂妄了。

人生总是不完满，老年后回味人生也常感慨，我在技术上这么聪慧，为啥在金钱及人际关系上如此低能！但事情都是有失有得，正因为我在后两者上的低能，使我一直保持着思维上的“童年状态”，有闲心去思考一些柴米油盐之外的玄虚无用的东西，我才能写出科幻尤其是哲理科幻。

三

我的人生之路在几年后有了一个突变。儿子10岁时每天逼着我讲睡前故事，因为太忙，没时间看书，有一次我就现编了一个科幻故事，儿子听完后，眼睛亮晶晶地问我：“这个故事是你编的吗？”我说：“是的。”他说：“这个故事好，比书上的故事还好。”难得被儿子夸奖，再加上当时正赶上一个假期，我就用几天时间把它变成文字，当然写作时也作了相当的深化。小说写完不知道该向哪儿投稿，那时的我完全不知道国内是否有专业的科幻杂志，也不知道由于一场不公平的所谓“科幻是伪科学”的批判，中国科幻当时正处于最艰难的处境。偶然在地摊上看见一本《科幻世界》，我甚至没有买这本杂志，只是蹲下去抄了地址，把小说稿寄去了。小说立即发表，并获得当年的银河奖。这就是我的处女作《亚当回归》。由于我发表它时已经45岁，因此这部处女作已经基本代表我的风格和水平。

此后，儿子经常嘚瑟，说我这个科幻作家是被他逼出来的，确实如此。但这只是偶然的契机。如果挖掘深层的契机，我想一个契机是平时尤其是大学期间的文学积累，包括大量的阅读和认真的练笔；另一个契机是我自小就有的对大自然深层机理的敏锐感受，对科学震撼力的高度共振。我第一次感受到科学的魅力，是在童年时代第一次得知光的颜色原来只是电磁波的频率，是数字化的，于是我心中那个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轰然坍塌，代之以干巴巴的物理定律和物理参数——但这些干巴巴的东西，又以其简洁、优美、普适、深刻而使我深深敬畏。我从此成了科学的虔诚信徒，一生不改。而被儿子逼着写科幻只相当于扣动一次扳机，打开了我的内心世界之门。一个科学信徒，想当科学家而不能如愿，最终在“科幻”上找到了突破口，从此我的“倾泻”便一发不可收。

科幻粉丝送给本文作者的礼物摆件——

父亲给儿子讲科幻

不少读者评论，说我的作品属于“哲理科幻”，我认同这个定义。在我的作品中，科学不是背景而是信仰，具象的科幻构思常常涵盖宏大的哲理主题。科幻文学是以科学为源头之一的，是站在科学巨人的肩上看未来。尤其是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开始解构人的定义，对“人的神圣性”进行了彻底的祛魅。人文主义者一直忽略的一点是：旧的人文思想体系实际是建设于一个隐性基础上，那就是对人类自身的神圣化。为什么杀人有罪而杀猪无罪？这种道德观并非天条而只是人为的规定。当人的神圣性被袪魅，旧的人文思想已经从根本上失去力量，需要在今天的科学基础上重建。而科幻这个平台，可以涵盖科学、人文、哲学甚至宗教的领域，便于参与人文重建的过程。需要说明的是：“哲理科幻”并非我首创，著名科幻大师阿瑟·克拉克的不少作品就有此属性。不过，集中地创作“哲理科幻”作品以至于成为一个流派，我可能是第一人。也有人称我为科幻作家中的预言家，因为我的作品中确实有一些描写今天已经或即将成为的现实，比如我对AI的众多描写。我觉得，这正是科幻与一般文学不同的地方，也是它的力量所在。

当我成为《科幻世界》的主流作家时，一位北京的科幻作家对编辑说：“自从王晋康成为主流作家，杂志都带着红薯味儿。”当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很高兴，认为这是对我很好的总结，从此以“带红薯味儿的科幻作家”自居。“红薯味儿”也就是中国风格。科幻是站在科学巨人的肩膀上、以上帝的慧眼俯瞰世界，而我努力把这种俯瞰糅入中国人的思维，叠加上孔孟老庄的眼界。不少人在采访时问我，写科幻之后个人有什么变化，我说是眼界的提高吧。前面说过，我从青少年时就对自然机理有敏锐的感觉，而在写科幻、读科幻（包括科学人文方面的著作）加上自己的思考后，青少年时灵光乍现的想法被条理化、系统化。自我感觉，对自然界的深层机理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四

50岁那年，石油系统大精简，鼓励员工提前退休。虽然骨干技术人员不在此列，但我那时已经把生活重心从技术转向科幻，所以申请了提前退休，在几经波折后终于如愿，从此成为专业作家。老父亲病重后，家里虽请有保姆，但仍需要我亲自照顾。每天在照顾老父亲的同时埋头写作，我的“新人类”四部曲就是这一阶段完成的。其实那时专业科幻作家极少，大都生活困窘，因为那时科幻还处于社会边缘，处于我称之为的“野生野长”状态，想靠写作谋生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我有退休工资，基本能维持一家人简单的生活，在创作上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我静心于科幻创作，也一直在科幻文坛处于擎旗的角色。我常常去大学和科幻迷交流，那时的活动远没有今天这样的大阵仗，没有商业化和红地毯，都是由学校科幻协会组织，找一间教室，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一行欢迎词便了事，也从来没有车马费什么的（科幻协会只提供交通住宿，也都是学生拉的赞助），我乐此不疲，很重视这种直接交流的机会。这里说一个小花絮：一次科幻活动中，一位北京林业大学的同学说，她的师兄是杨振宁先生的学生，可否把杨老请来？我说那当然好呀。杨老被邀请后爽快地答应了，我们都急切地盼着同大师见面，问一些关于宇宙深层次的问题。可惜我们白高兴了，这样的活动需要学校批准，而学校担心杨老的身体最终没有批准。非常遗憾，我失去了同这位当代伟大的科学家见面的机会，但我对这位平易近人的大师则更为崇敬。

本文作者在工作中

整个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科幻一直在默默成长，作品尤其是短篇已经有相当水平，就其思想深刻性和前瞻性其实不在主流文学界之下，但它在圈外没有多少影响。这种状况后来突然改变了，是因为一位耀眼的明星作家——刘慈欣。因为他，中国科幻突然走到国外，走出圈外，走进社会和媒体的视野，也走进影视圈中。大刘的成功，首先是作品的优秀，也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如美国文学评论家王德威的推荐、奥巴马的喜爱等），以至于有人评论，大刘以一己之力推动了中国科幻的发展。我与大刘是好友，但我对这种评论一向是不赞成的。我觉得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中国科幻的圈外人，不了解中国科幻在蒙受一场不公平的批判后，以十年时间默默生聚时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包括《科幻世界》的杨潇社长、谭楷副总编，其后的杨枫编辑部主任、田子镒主任、已经去世的吉罡编辑等，也有众多作家如韩松、何夕、郑军、星河、杨平、吴岩、早逝的柳文扬……当然也包括我。这十年，再加上其后一个十年，中国新生代科幻默默积蓄力量，而大刘代表我们踢出了临门一脚。

王晋康新作:《行歌三叠》

我个人的创作高峰期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10年代。到20年代后，创作力逐渐枯萎。文学写作，尤其是写科幻，是很燃烧激情和才华的，而我除记忆力严重衰退之外，激情和灵感也下降了。所以，在“活着”三部曲之后，我基本停笔了，不过并非封笔，偶然有了灵感，还是会创作的。2023年，我的21卷文集在中国科学普及出版社王卫英老师的艰苦努力下终于出版，全书750万字，基本涵盖了我的长中短篇小说和一些随笔，差不多是对我创作人生的集大成式总结。可惜的是，文集刚出版，大部分成书都在那场沧州大水中被毁，只留下几百本存世。2024年，我的代表作之一 《水星播种》入围雨果奖，可惜因为作品之外的原因没有获奖，雨果奖主席在2025科幻大会时专门来找我表示遗憾。我的作品影视化也命运多舛，所有版权交给水星公司运营后，至今没有成功之作。对于这些，我难免有一些怅惘和失落。时也，命也？也许这象征着：我的一生只能在拼搏和小成功之间游走，而缺乏一脚破门的幸运？

王晋康:《水星播种》

好在我这个年纪一切都看淡了。生命来自于土（普通元素）也终将归于土，对于一位科幻作家来说对此有更深的体悟，而我离这一天不远了，即使活到父母的92岁高龄，也只余下14年寿命。我和老伴已经把后事给子女交代清楚，并交代不要买墓地，不要树葬，骨灰撒到海里就了事。至于我的作品，在发表之后就不属于个人了，是好是歹，自有后人评价。

我是近60岁才学开车，一位年轻学伴嬉笑着调侃：“这位老王是设计汽车的，竟然现在才学开车！”因为学得晚，驾驶技术有点潮。年纪大了，在老伴、儿女的同声反对下，已经几年没开车了。不久前听说汽车智驾技术已经成熟，便力战群雄，化解了全家人的反对，买了一辆“智界”，准备带老伴云游四海——可惜车刚开熟练，膝盖不幸受伤，至今没有痊愈，云游四海的计划也很可能泡汤。时也，命也？也许这同样是一个象征：我的人生就是在小喜欢中不时冒出个大缺憾？那我就努力盯着小喜欢而忘掉大缺憾便是。

《传记文学》邀我写自传，激发了一个老人的倾吐欲，便有了这么一篇啰里啰唆的回忆文章，读者一笑可也。

本文刊载于《传记文学》2025年第9期封面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