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逆行》：科幻文学的多维探索与哲学思辨

译林出版社于2025年推出的科幻小说集《水星逆行》，是青年作家双翅目创作生涯的十年总结。这部作品集以“折叠叙事”手法为核心，将中国丰富的历史典籍、民俗文化与未来科技设定大胆融合，构建了一个既瑰奇又蕴含哲思的文学世界。书中六篇作品——《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四勿龙》《一篇关于“文面”的论文》《太阳系片场：宇宙尽头的茶馆》《水星逆行》——通过科幻视角重构经典文本，探讨技术与人性、个体与宇宙、真实与虚构等命题。正如著名作家韩松所言，双翅目“开辟了科幻的一个独特而瑰魅的天地”，其作品不仅拓展了科幻文学的边界，也为文学正典注入了新的活力。

科幻与传统的对话

双翅目的创作始终围绕“经典重构”展开。她通过解构经典文本的内核，将其置于科幻语境中，赋予其新的意义。例如，《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的灵感源自韩愈的《毛颖传》，但作者将古代毛笔赋予自主意识，创造出“毛颖兔”这一具有生命与智慧的生物。书中写道：“毛颖兔拔毛为锋，制成毛笔，俗称毛颖。毛颖兔的毛颖笔写起东西自成章法，自古及今，无不纂录。阴阳卜筮、山经地志、字书图画、九流百家、官府簿书、市井贷钱，毛颖笔皆自主编撰。”这一设定颠覆了人类对文化创造权的垄断，暗示了知识生产可能并非人类独占的领域。

这种对经典的“实验性”改编，既是对先锋文学“反抗阐释”精神的延续，也是对传统文本的再创造。在《太阳系片场：宇宙尽头的茶馆》中，双翅目将老舍笔下的茶馆置于“太阳系片场”的科幻设定中，使其成为人物脱离剧本、审视社会、反思自身存在的场所。她将原著中“莫谈国事”的禁令转化为“片场协议禁令”，将军阀霸权隐喻为“引力中心崇拜”，使老舍对人性的洞察在宇宙场域中复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严锋评价道：“科幻文学的独特魅力在于构建跨时空的对话。双翅目的作品让老舍的《茶馆》在现代语境中持续在场。”

技术、感知与存在的边界

《水星逆行》的价值不仅在于其想象力，更在于其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哲学思辨。书中多篇作品通过技术设定探讨人类认知的局限性与多样性。例如，《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围绕虚构学术期刊的论文评审流程展开，提出“五感游戏”机制，允许评审者通过神经接口体验非人主体的感知模式。小说写道：“系统会根据评审者的神经反应和心理特质，动态调整体验内容的强度和侧重点。”这一设定消解了人类五感的唯一性，将感知权平等赋予万物，揭示了生命体验的多样性远超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框架。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讲师吕广钊指出，双翅目的作品挑战了传统科幻中“完美机器人等于类人化”的思维定式。在《四勿龙》中，主人公娄珪将龙定位为“装饰品”，表面降低姿态，实则彻底解构人类对技术的浪漫化想象。小说写道：“龙被转化为连接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媒介”，这一设定否定了机器人必须具备人形、情感等人类特质的逻辑，强调非人类智能的独立存在价值。吕广钊认为，这种逻辑“否认了机器人、动物、细菌等非人类智能拥有独立于人类的认知方式与存在价值”，从而打破了人类中心叙事的桎梏。

阅读的开放性与参与性

双翅目的作品以“游戏化叙事”著称，其创新的叙事结构与动态文本生成逻辑，使阅读成为一种主动参与的实践。《记一次五感论文的编审》通过沉浸式设备将学术评审过程转化为游戏体验，情节并非单向推进，而是在读者选择中裂变出可能性与复杂性。严锋评价道：“这种设计本质上是对传统阐释霸权的反抗。它瓦解作者权威预设的单一解读，使阅读行为升维为共同创作实践。”

在《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中，地下书库的探险过程本身即是一种“游戏化”体验。书中写道：“防火门暗沉无色，宛如金属黑壁……他推开防火巨门，进入一个充满黄铜机器人与密排书架的地下世界。”这一场景不仅营造了神秘氛围，更通过技术设定（如机器人权限系统、动态分类算法）将图书馆的运作机制转化为叙事线索。读者在跟随主角探索书库的过程中，需主动解谜、推演逻辑，从而实现“策展式阅读”——文本不再是封闭的，而是需要读者参与构建的开放性空间。

这种“游戏化”叙事也体现在《水星逆行》的双线结构中。小说以两位女性的成长为线索，演绎太阳系文明崩坏到宇宙文明建立的历程。评论家认为，这种结构“深刻展现了女性情谊与协作在对抗宇宙虚无和重建文明中的核心作用”，并被赞为“一首截然不同的宇宙史诗”。严锋指出，双翅目的作品“游戏本身就是先锋性的写作，它的开放性在不断地打开科幻，而非局限科幻”。

“智慧与权力的象征”被重新定义

双翅目在作品中频繁使用动物意象，以此打破人类中心叙事，展现科技、传统与生命体的共生演化。《毛颖兔与柏木大学的图书资料室》中，“毛颖兔”作为核心意象，其拔毛为笔的行为直接颠覆了人类是知识唯一创造者的观念。书中写道：“毛颖兔的毛颖笔写起东西自成章法……毛颖笔才是与物相齐的纂录者。”这一设定暗示，知识的生产可能并非人类独占的领域，而是生命体与技术共同演化的结果。

在《四勿龙》中，龙被转化为连接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媒介，其“智慧与权力的象征”被重新定义。小说写道：“龙被赋予连接生物与机器的能力，成为丈量人类在智能宇宙中位置与局限性的尺度。”这一设定挑战了传统科幻中对“完美智能”的追求，强调非人类生命的独特价值。

吕广钊认为，双翅目的作品通过动物意象“反抗以人类为尺度的阐释体系”，其高辨识度正是源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例如，《一篇关于“文面”的论文》以人类面部刺青类比昆虫体表的适应性斑纹，揭示技术刻写身份与生物适应的相似性。书中写道：“技术刻写身份与生物适应的相似性，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在进化中的位置。”这种跨物种的符号运用，打破了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提出了“万物平等”的哲学命题。

文本的复杂性与时代的回应

《水星逆行》的复杂性引发了读者与评论界的广泛讨论。双翅目在自序中坦言：“我的作品常被评价为过于复杂。过去，我自忖这是个问题，现在，我认为这算优点。”这种复杂性既体现在叙事结构上（如多线叙事、动态文本），也体现在主题的多义性上（如技术伦理、存在主义）。严锋指出，这种复杂性“包容求同存异的共识”，是对时代单线化、简单化倾向的有力反抗。

在《水星逆行》中，双翅目通过技术媒介将哲学隐喻转化为可实践的认知革命。例如，传统文学中“天人合一”“刑天感知”等抽象概念，在VR、脑机接口与感官替代技术支持下，成为可身体化操作的真实体验。严锋认为：“人类能模拟以腹部呼吸、用肠道菌群电信号‘思考’的非人感知模式。这种设定揭示了‘我成为你，但我还不是你’的悖论。”这一悖论正是科幻思想的核心命题——技术使人化身万事万物，但交流隔阂与认知鸿沟依然存在。

这种复杂性也体现在作品的语言风格上。双翅目的文本常呈现“论文体”特征，却不受任何框定与限制。例如，《记一次对五感论文的编审》以学术论文的格式展开，但内容却充满幻想与思辨。书中写道：“论文评审过程被游戏化，评审者需通过神经接口体验非人感知模式。”这种文体的混杂性既是对传统文学形式的突破，也是对当代知识生产方式的隐喻。

《水星逆行》以其独特的叙事手法与哲学深度，为科幻文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双翅目通过经典重构、动物意象、游戏化叙事等策略，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技术决定论与传统文学范式。正如吴岩所言，这部作品“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中国科幻未来主义创作”，其对即将到来的30～50年的人类生活的描写，或将“成为明日学校的历史读本”。

然而，双翅目的作品并非易读之作。她的复杂性既是对快餐文化的抵抗，也是对读者智力与耐心的考验。在自序中，她写道：“《水星逆行》必然不是‘容易’读的书，我希望它可以成为有一定‘耐读性’的书。”这种“耐读性”不仅是对文本质量的自信，更是对文学价值的坚守——在流量至上的时代，文学仍需承担“严肃剖析人性与宇宙”的使命。

最终，《水星逆行》是一部需要读者主动参与的“策展式阅读”体验。它邀请读者在“思想荒野”中挖掘意义，如同参与一场解谜游戏。这种开放性与参与性，正是科幻文学最迷人的特质。正如严锋所言：“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东西，可以产生各种连接。这令我很兴奋。”在双翅目的宇宙中，阅读不仅是被动的接受，更是主动的创造——而这，或许正是文学对抗虚无的终极方式。（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